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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最具影响的十位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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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个群体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来华传教士。他们不仅在中国传播福音,还从事社会慈善以及科教文卫等等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而今年是马礼逊来华两百一十周年纪念,在此笔者从上万名传教士(基督新教)中选取十位,通过他们的佳美脚踪,让读者对传教士群体有个基本了解。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是近代来华第一位传教士,在中国宣教史上拥有独特地位。1807年9月8日,马礼逊抵达广州,拉开了近代宣教的序幕。正所谓万事开头难,马礼逊在清政府严禁传福音的环境下辛勤耕耘,他根据当时特殊的处境,主要以文字宣教。翻译了中文《圣经》,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并编写了《华英字典》等书籍,帮助其他传教士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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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与中国同工


此外他还在澳门创办学校、医院,为今后的教会事工建立了基础。虽然马礼逊带领信主的人极少,可他开创的福音事业为后辈宣教士所继承,因此,马礼逊在中国宣教史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中国宣教史上,戴德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所建立的中华内地会,因其以向中国内地传福音为宗旨,深入到中国很多地区,是中国教会史上影响最大的宣教机构,到1949年共为9万人受洗,居各差会之冠。而戴德生倡导的“信心原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教会,靠信心生活也成为很多传道人效法的模式(尽管存在争议,但不能忽略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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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戴德生也是中国基要派和底层传福音路线的典型代表,其神学思想,宣教模式对中国基层教会产生了持久影响,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牧者信徒认同他的理念,而且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以说,戴德生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巨大、长远的,不了解他,我们将无法读懂中国教会。


富善(Chauncey Goodrich):这个名字也许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非常陌生,可绝大多数基督徒每日灵修、主日崇拜、团契查经都不离开他主导翻译的《圣经》和合本。从1891年开始,来华差会就开始和合本的汉译工作,富善是翻译小组的领军人物,他在28年的时间里,与同工一道完成了这项伟大事业。和合本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大多数华人教会(甚至非信徒)的标准汉译本,影响了几代基督徒的生命,与中国教会一同走过了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承载了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一段苦难与复兴、失落与盼望、悖逆与归正的传奇见证,这是任何圣经汉译本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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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和合本也影响中国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富善在宣教士略显平淡,可他汉译和合本的事工,就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教会史上崇高地位。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如果戴德生属于底层宣教路线的代表,那么精英路线的象征就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华45年,主要成绩有华北赈灾、参与变法、开办学堂、主持广学会、中西文化对读等等。特殊的经历使他跟中国的精英和草根阶层都有接触,于是认为,中国社会中最有地位的士大夫,不仅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在文化教育上也有很高的权威。如果他们信主了,将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促进福音的发展。他因此指出,只要这些社会精英信主了,“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因此就有了精英传教的李提摩太路线。尽管今天在很多保守派信徒看来,李提摩太充满争议,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不及戴德生。但他所提倡的精英路线也被很多主内的知识分子所重视,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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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


此外,李提摩太的文化事工,也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思想家,促进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因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远大于戴德生等宣教士的。


来会理(Willard Lyon):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受北美青年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天津筹建城市青年会。此后他和后继者并将此运动,逐步推广了中国一些城市里,开始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的伟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里,青年会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积极从事社会改良、平民教育、科学普及、体育运动、书刊出版等科教文卫工作,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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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来会理在华开始的事业,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尽管像穆德、巴乐满、晏阳初等人对青年会的作用大于来会理。但不可否认,来会理作为青年会在华事业的开创者,在中国教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也许除了福建信徒,其他地方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此人是谁?可打马字却干了一件在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大事,他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打马字和同工看到中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单靠西方宣教士难以使福音传遍神州大地。因此,他倡导华人教会自治,重视本土传道人的培养。尽管他的建议遭到了国内母会的强烈反对,可他仍然坚持下去,推动华人教会自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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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马字


1862年,在闽南的漳泉大会成立,按立中国教会最早的华人牧师,标志着中国自立教会运动的开始。在今天,所有的中国教会都实现了自立,而这一运动的开创者正是打马字牧师,因此他的事业是划时代的。此外,打马字家族也在厦门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受其事业影响的鼓浪屿目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也许是当代中国知名度最大的传教士之一,当年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和近几年各大媒体对其事业的肯定,让司徒雷登成了家喻户晓人物。司徒雷登在华最重要的事业莫过于燕京大学的创建,这所大学是中国教会学校的翘楚,代表了基督教教育的最高水平。燕大也为中国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司徒雷登除了办学,对中国还怀着一颗热爱之心,他在动荡的年代里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尽管司徒雷登后来卷入了政治漩涡,导致了在特殊年代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国际友人,随着中国日益开放,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将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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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


正如历史学家林孟熹所言:“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作为一位传教士能得到教内外的高度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是中国教会史不可磨灭的名字。


艾约瑟(Joseph Edkins):传教士在近代除了传播福音,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以艾约瑟、理雅各、花之安、李佳白、苏慧廉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为了让国人信主,消除传福音的障碍,积极从事神学与国学的对读。他们不仅向中国传播神学与西学,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传到西方,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流的佳话。艾约瑟等人的事工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中,可以从他们那里汲取很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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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瑟


当然,艾约瑟与其他人相比,有个观点影响巨大,只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那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艾约瑟的研究成果影响了更多的国人,增强了不少人的民族自豪感,所以艾约瑟应有其独特的地位。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慈善事业,人道主义是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因为这体现了爱的实践,很多来华传教士都参与过这些事业。而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南京遭遇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侵华日军在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贝德士等中外人士看到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出于人道主义,在南京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 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贝德士还与其他传教士联合起来,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与同工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救助中国人的生命。在南京屠城的日子里,保护了数十万难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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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


此外,贝德士还把南京大屠杀的很多事件记录下来,并作为战后审判战犯的有力证据。可以说,贝德士和同工在南京的义举,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教会在华慈善事业的写照。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医疗事业是来华传教士重要的事工之一,救死扶伤不仅符合基督的教导,也是福音事工的一种媒介。嘉约翰从美国来到广州后,于1859年1月建立博济医院,此为中国最早的正规西医医院。他在院长任内,医院共为70多万名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使不少中国人解除了病魔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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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约翰


嘉约翰在中国还致力于编译西医、西药书籍。他一生共编译各种西医著述凡34种,涵盖西医的几乎所有方面。他所编译的书籍极大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医疗卫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嘉约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不失为来华医疗传教士的杰出代表。


以上是笔者选出的,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十位传教士,他们的见证涵盖了中国教会史的主要方面。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每个弟兄姐妹眼里,都有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传教士,如果读者看完此文,可以提出见解,向大家介绍还有哪些宣教士影响巨大,值得点赞。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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