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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来:中国传道人的十大危机

中国教会(本文特指大陆教会)有其独特的历史处境与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性和其教会性造就了中国教会在世界教会传统中的殊性与共性。就共性而言,她具有普世教会的信仰性特征;就殊性而言,她形成了自己个性明显的教会文化、生态环境及发展方式。本文仅尝试就这种殊性来看看中国传道人所由此面对的特殊危机。笔者尝试从十个方面进行表述:

一、过度被消费,以致被榨干

在中国,传道人所作的工作从常规的讲台侍奉、查经、小组分享、探访、诗班带领,牧会与治理等,再到家庭婚姻的辅导,帮信徒介绍工作、介绍对象、代祷、生活顾问等等,事无巨细,几乎充当了信徒全方位监护人的角色。他们输出得多,接受得少;常常去辅导,鲜有被教导。忙,是传道人生活的普遍写照。传道人被自己的“侍奉”过度消费,以致常有被榨干的枯萎。在《传道人是稀有动物》一书中,作者兰登对传道人的生活有这般描述:

“传道人活在没有止息的世界中,平均每周工作55到75个小时;传道人活在一个苛政之中,总是有下一个工作等待他完成;传道人活在一个对家人存罪咎感的世界中,总是花更多的时间给别人过于自己的家人;传道人活在一个缺少赞许的世界中,大多数人不把他们的努力放在眼里……”[1]

兰登可谓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一般传道人的生活现状。这种生活状况难免耗尽(Burnout,这一名词几乎成了描绘当代传道人生命状况的一个最贴切的词)一个传道人的灵力、精力和体力。以致侍奉失去方向,生活失去热情,拓展失去动力,想奋起却找不到原动力,想复兴却找不到出路。生命缺少一个支撑点。被沮丧笼罩,被压抑包裹,得不到教会的肯定,无法享受亲友家人的尊重,甚至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多余、俗气而无可奈何。

南方某次在针对传道人的特别培训中,做过一次简单的心理状况调查,结果在一个近50人的教牧班上,似乎只有两位年轻“涉教”不深的传道人堪称心理、精神还算健康。可见传道人所经历的压力和彼此的挤压对其自身造成的伤害。

我们知道,心理辅导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接受另一位辅导师的辅导,以便可以清理自己的心灵垃圾。而神父也往往会隐藏自己去向另一位神父忏悔。唯有基督教的牧者,常常充当了辅导者的角色,自身不一定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一定能在繁忙的侍奉中还保持火热的爱心和良好的灵修习惯。于是,他会带着自身的问题去帮助信徒解决问题,去带着自身受伤的心灵去辅导一位受伤的信徒。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教会环境里,他就会经历更大的心理伤害。每每侍奉归来,总会带着侍奉综合症,或者牧者的星期天综合症——疲惫、灰心、容易情绪波动等等。或者干脆成了一位连基本宗教侍奉的职业道德都没有的玩世不恭的传道人。究其缘由,这一切与传道人被过度消费,而被榨干有着必然的关系。

二、贫富分化,经济成为捆绑或者制约传道人生活与侍奉的主要因素之一

十年前,笔者生活的北方农村有句教会流行语:“远看像乞丐,近看像农民,走到跟前一看,才发现是教会的传道人”!笔者也曾经看到某个都市有着上千人教会的专职传道人一个月100多的工资,十分不解。写过一篇“有关中国传道人待遇问题”的拙文,希望能呼吁教会人地道对待传道人的薪资问题,给他们一个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待遇。可惜人微而言轻,这篇文章并未得到教会广泛的响应。十年后的今天,传道人的待遇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植根在教会深处的,传道人就该受苦、做信徒之仆的观念并未根本改变。所不同的是,和我们的社会一样,教会传道人的待遇变得更加不公平了。贫富分化、经济问题依旧是制约中国教会传道人的基本问题之一。坦白说,某些地区教会领袖的各种收入和支出不低于相近级别的公务员,但更多的传道人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过去的十年,伴随城市教会信徒人数和奉献暴增的是农村教会的衰弱。从某个角度看,城市教会的表面复兴,恰恰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是农村劳动力和信徒向城市的迁移造就了城市教会的蓬勃发展。但城市教会在享受农村力量向城市转移的果实时,并不一定关切了给他们带来恩典的农村教会。而那些继续留守,或者新兴的农村传道人,就不一定能得到基本的教会供养。他们相当一部分基本是义工传道人——一边务农,一边传道。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甚至有些传道人不得不离开教会外出务工,从而造成农村教会的更加荒凉和异端邪教的兴起。

城市教会需要更多承担,以一个大地区教会,甚至一个大中国教会的心胸,来关心农村教会的生存状况。地区性教会未尝不可以成立一个基本的传道人生活基金,专门用以平衡传道人的生活待遇,也帮助农村教会信众,发展自身资源,造福农村社会文化和经济。同时,教会传道人的待遇需要更透明,同工同酬,以平衡传道人的待遇,缓解传道人待遇不公平的现象。对地方教会不能给传道人提供基本待遇的,给予问责制。

三、关系错综复杂,社会角色及身份定位不清

中国传道人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政治氛围与信仰统绪、教会传统与新兴教会文化或者潮流相交织的冲击里。

如何面对祭祖与地方传统习俗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没与根本的解决之道。随着近几年地方传统势力的兴起,基督信仰面对中国传统习俗与教会信仰之间的张力有增无减。我们常会被信徒问及,某种婚丧礼是否违背圣经的教训。我们都很难以一个标准的答案去解答同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教会需要审慎地处理好与一般社会大众的关系,以赢得文化社会与基层社会的认可。

另一方面,我们有着特殊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环境,一方面我们需要适应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改变信仰。我们需要更加灵巧而谨慎地面对我们特殊的处境,这一点中国传道人或许面对着更大的试探。游刃得当,这种处境会成为教会发展的助力,否则则是阻力。

与此同时,传统教会信仰面对当代教会潮流文化的冲击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最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后现代社会,信徒给教会提出了更多要求。他们不满足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理念,来教会听听圣经,或者参加一个崇拜。他们想要一个自己定制的教会生活。他们不像历史基督教,渴望以基督信仰来改变自己,后现代信徒更希望教会能提供他们近似功利化的信仰答案。圣经从未像这个时代的教会,以高举圣经的名义被拒绝。总之,这种渴望更像是一个满足自我需要的教会生活。进入教会,你会发现,一切既有的方式,或者你在神学院所学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足以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教会需求。我们今天面对的教会要求基本是一个全新的处境。刚刚适应,就已经过时了。是坚持既有的教会传统而拒绝教会的潮流文化?是迎合后现代教会的潮流而无原则地改变自己?或许是当今中国教会最为纠结的心结。

基督教的信仰统绪如何适应这一特殊的环境,如何平衡各种关系,适应环境而不让信仰打折扣,这既考验我们的智慧,也试验我们的耐力。

与社会脱节,或者与世俗为友构成了当下中国传道人社会生活状况的两个极端。

四、教会职分与职务混淆,圣职多有乱象

教会圣职问题一直是这30年来中国教会最扯不清的问题。当今中国教会,官方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官方”,窃以为不仅是官方支不支持的问题,而是教会自己弄得太有点“官味”了。教会的圣职的职分与官职化的职务一直混淆不清。在某些教会,牧师的职分俨然成了教会职务、地位和待遇的象征,圣职成了教会当局制约传道人最根本的手段之一。有些传道人从正规的神学院毕业,在教会专职侍奉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受到信徒的爱戴,但就是不给予按立圣职。在某些地方,圣职的按立恰似提干捞好处的机会,他们可以就此培植自己的势力,捞一把权与利的好处,也是压制新生代的有力武器。当不是教会的组织垄断了圣职的按立权,当行政力量把持了神圣的教牧权,圣职变成职务就成了必然。就圣职传统而言,这种圣职按立的神圣性令人怀疑。

伴随“教会”行政主体的圣职垄断,地方教会自行按立圣职的事件便频繁发生了。对此,产生了一个吊诡的问题:谁拥有按立圣职的神圣权力,或者说,圣职是教会内部的神圣信仰还是行政主体的权力分配?就圣职的意义和传统而言,不言自明;但就中国教会的现实而言,又恰恰相反。你可以诡辩说是教会选立了牧者,牧师按立了牧师,其程序符合传统。但当真正的信仰和组织意义上的教会未经行政许可便按立牧师圣职时,你的不快或否认的理由何在,你又何以解释真正意义上的教会权力以及圣职的界定?!

中国传道人其实就活在这种圣职官职化的乱象之中。不解决这一圣职乱象,就难有中国教会真正的自立与成熟。

五、全而不精

由于专职传道人的缺乏,传道人的职分定位不清,加之信徒对传道人的要求苛刻,中国传道人在教会实际扮演了全能型的牧者的角色:从神学理念到教牧辅导,从加尔文到倪柝声,从心灵导师到家庭顾问,从牧师到监护人,从历史到时政,从历史神学到末世论,传道人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正是因为“全能”而难以精于一样。传道人不知道如何拒绝信徒的要求,因此,对信徒所有的要求都尝试给予解答。也正是如此,我们的传道人才如此容易被耗尽。

有鉴于此,某蔡传道特别呼吁传道人当避免“救主”心态,以为自己什么都应当承担。只要会友有需要,牧者就当显出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能,对他们的要求加以满足。传道人当在侍奉中分辨优先次序。对着神的使命存着清晰的认识和坚持,并依此安排其生活优先次序。认识个人特点,按照其个人的特色来事奉。蔡传道引用金尼斯(Os Guinness)的话说:“神创造我们,并按自己的意思赋予我们特定的恩赐;而当我们最终找到这恩赐时,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传道人当尽力满足信徒的灵性需要,按着正义传讲真理的道。但传道人也当明白自己的真正使命之所在,以免被那些无谓的要求分散了自己该有的注意力。诚如彼得所做的,当面对信徒管理饭食的需要时,他果断地通过教会拣选了七个执事去管理比传道人更擅长的事,而自己则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参见徒6:4)。耶稣固然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但当自己被要求帮助一个听众分家业时,耶稣却果断地拒绝了;并定下牧者与断事之官的区别(参见路12:14)。若传道人一开始就定下自己职分的范围,明确按照上帝给自己的恩赐和使命去侍奉,专心于自己该做的,拒绝自己不该做的。让信徒清晰明白传道人的职责范围,便不会有不情之请,也就不会被太多无谓的琐事所纠缠,侍奉也将更加事半功倍了。

六、缺少支援

传道人在侍奉中不经意间就装了很多信徒的苦水,他们倾听或排忧,但往往自己的软弱却无法排解。他们可以倾听信徒的牢骚,往往自己也满腹苦水却无法排泄。于是,大多数传道人会选择以侍奉去遮盖既有的孤独和心灵的空虚。继续受伤,又继续以侍奉遮盖创伤。于是乎,侍奉变成了传道人寻求疗伤、逃避现实的偶像。我以为这常常是传道人的侍奉综合症。他们侍奉是为了证明自己、逃避现实,布道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之外,描绘一个渴望的自我。但他们自己并不一定真正经历到了侍奉的甘甜和他们布道中宣告的自由。这种活在虚幻和现实困境中的挣扎又加深了传道人孤立无援的心灵鸿沟。

孤独,缺少精神支撑可能是大陆传道人的共性。传道人缺少朋友,特别是可以倾诉的朋友。也许传道人的职分注定了其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无法从人那里寻得心灵的支持。但传道人可以不让苦水在心中过夜,不让伤害在心灵留痕。每天他可以向上帝倾诉所有心灵的感受,让上帝成为他的倾听者和辅导者。就像常见的心理辅导与治疗一样,倾诉而聆听,让人在倾诉中清晰自己的思路,看清自己的问题,感受关爱与尊重。所不同的是,传道人可以以上帝为自己倾听的对象,让他为自己疗伤。我们读诗篇,常常看到诗篇中诗人完全以人性人的身份所做的阐述。我相信,诗人阐述的过程,正是他们作为领袖和侍奉者寻求上帝和疗伤的过程。传道人回归人性的实在,我们需要一些没有脱离社会处境而又灵性成熟的朋友,可以一起享受闲暇和寻求灵性的支持,让上帝成为我们的终极支援。或许,传道人的心灵孤独是可以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七、装备不足,难以面对日益复杂的教会需要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和教会发展,传道人在神学院所接受的科班式的装备已经不足以应付现实的需要。教会留给传道人可以继续有效深造和学习的机会并不多。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或者农村教会,由于交通的闭塞,教会信息流通的渠道不畅,给传道人带去新鲜信息的机会和资源更加匮乏。装备不足便去面对一个形如战场的侍奉环境,传道人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我们生活在过去的观念里,难以适应后现代社会思潮与教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我们所接受的神学观念还没有厘清头绪,新的思潮便又接踵而至。面对传统与现代,福音派信仰传统与灵恩运动等现代教会思潮的冲突与冲击,我们显得莫衷一是。

很明显,传统神学教育的旧皮袋已经不能盛载后现代的烈酒。太过脱离现实的神学教育消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却无法在错综复杂的后现代人生世事中给我们指明可行性的方法或出路。我们需要一套更具有社会针对性的神学教育系统,可以学以致用,而不是在象牙塔里冥思苦想。这些年灵恩运动之所以一时兴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灵恩运动在尝试解决人的问题,而传统的神学教育却忽略了神学教育的根本,不仅是知道一个个神学理念和思潮之变迁,更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八、神学立场混乱,莫衷一是

我们自称是后宗派时期的教会。我们确实没有宗派包袱,但并非没有神学立场和教会体制系统的需要。面对教会生活,我们需要一个神学、传统和人性的理论来解释教会的行为,同时对教会的管理,我们也需要一个有依据基础的支撑点。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教会体制没有传统依据,我们的教会生活没有神学依据,我们的教会便会用领袖习惯和功利主义来决定教会的组织方式及伦理立场。

我们拒绝宗派,但不能没有一套合乎圣经真理和适应中国文化的神学立场,并由此建立的有圣经根据的教会体制。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但也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神学依据。由于我们缺少完善的教义体系,就难免任由个人权威发展出一套教会的习惯,而这些有时代背景(甚至是有时代合理性的决策),却不一定有圣经基础的习惯就渐渐形成了我们的教会传统,从而成了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进而,教会便以捍卫真理的神圣心态捍卫一个没有神学根据的观念。此种现象在我们的教会比比皆是,有些已经被我们诟病,有些我们习以为常,有些我们还正在形成一个将来会阻碍教会发展的新习惯。

没有宗派背景,有时候更意味着没有神学传统,意味着我们的传道人在做教会决策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神学蓝本,遇到一位优秀的传道人,或许能独树一帜,发展出新的教会文化。反之,教会领袖就成了教会发展最大的阻力。

没有宗派背景,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神学,相反,我们会有五花八门的神学思想,反而更让人莫衷一是。

九、渐渐冷淡麻木,侍奉成了心理强迫或者糊口方式

传道人长久的危机得不到解决,便会习惯而变得麻木。没了热情,没了动力,没了追求,没了信心,没了梦想,没了创造力。对信徒的困境变得漠视,把侍奉变成习惯,或者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要么狂热于侍奉,以逃避他需要面对的环境,侍奉就成了侍奉者的偶像,或者不得不侍奉的心理强迫。要么把信仰生活变成了一套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变成应付差事的糊口的方式,把神圣侍奉视为平常。

一个人情绪的波动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而冷淡。正如圣经所说:“我巴不得你或冷火热,你既如温水,”不冷不热就是一种失去信心、热忱和盼望的麻木状态,对待生活和侍奉无所谓的态度。处境的艰难只是传道人外在的考验,它可以使人刚强,也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而冷淡和麻木则是在处境中失败后的内在顽疾,它比一切外在环境的危机加起来都可怕。麻木的人已经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对人也失去了信任,他以挑剔的怀疑审判上帝的美意和他人的动机,侍奉就变成了满足自己私欲的途径。对传道人而言,不信接近于邪恶。他不容易被感动,也很难再建立信心。

十、现代社交工具有让传道人失去了灵交能力的诱惑

有传道人抱怨,停电了,断网了就没法预备讲章了。本来,信息时代的发展给了传道人更多学习的机会和传福音的途径,但网络如果使用不当便会成为传道人的捆绑,产生网络依赖症,反而失去了学习的能力。甚至让传道人一样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色情。在笔者参与的针对男士事工中,很多传道人坦诚一度沉迷于游戏和网络色情等。

网络很容易让人上瘾,也很容易让人沉迷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或者半虚拟社交,而失去真正的沟通能力。同时,新媒体、电子产品代替了该有的祈祷和灵修生活。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让现代传道人失去了那直接自上帝领受活水的能力。

网瘾被称为继赌瘾和毒瘾之后最可怕的社会性疾病,而且它比前两者更加难以根治。

现代社交工具让传道人逐渐失去了灵交能力,我们积累了一辈子都看不完的网络资料,但我们不一定曾经善用过;以前我们抓到一本书便如饥似渴,现在我们天天搜集资料,但却失去了欣赏的能力;以前我们跪下来寻求圣经的亮光,现在我们用Google搜索灵感;以前我们里面有不竭的灵感,而今,我们需要在网络的世界里才能找到一点陈腔滥调的正确废话,或者似是而非的真实谎言……

网瘾如同喝盐水,我们越喝越渴,越渴越喝!

套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今天我们的传道人也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却迷失信念的时代。我们有最好的环境,也面临最大的危机,我们有最多的资源可供分享,也有最多的诱惑让你蠢蠢欲动。

身处危机,我们需要良好的心态坦然面对;需要重建合乎圣经立场的体制,以建立传道人的制约与保障系统;需要与神与人与己建立亲密的关系,可以分享与分担;需要有一个人性人的正常生活,保障身体的康健和精神的满足。记住,我们是人,人性人,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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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B. London, Jr. and N. B. Wiseman, Your pastor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Victor Books, 1996), pp. 31f. 此外,根据富勒教会增长协会于二十年前的调查,百分之九十的传道人每周工作超过四十六小时,百分之七十五传道人曾经在服事中至少出现一次与压力有关的重大危机,百分之五十的传道人感到无法满足工作的需求,百分之九十感到自己并没有适当地被训练去应付事工给要求,百分之七十感到自己比刚开始服事时更没有自尊,还有百分之七十的牧长没有亲密的朋友。H.B. London, Jr. and Neil Wiseman, Pastor at Risk (Wheaton: Victor Books, 1993), p. 22.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略有改动。原文:中国传道人的十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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