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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人道主义光辉:基督教人士饱含基督之爱 救护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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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福音时报|
  • 2015年04月27日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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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拉贝牧师和魏特琳女士(图:福音时报)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拉贝牧师和魏特琳女士(图:福音时报)

我们一直被教导要记住历史,不仅记住过去的光辉岁月,还要记得战争年代里的悲怆,以免悲剧重演,因为我们珍视和平。今年为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背后有着无尽的痛,但也有些许来自基督教界人士的安慰。他们亲历历史,陪着很多人一起承受苦难。尽管那些故事随着历史过往,已经变成了纪念馆内的文档与资料,但无论何时,它们都能见证这些人的基督信仰,在那个残酷年代里散发出的人道主义光芒也给了人温暖和希望。

426日,南京的天空一片晴朗,甚至有些炎热。因为是周日,出行的游客也比往日多。乘坐南京地铁2号线到云锦路站,广播会提示乘客“此站可到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沿着指示没走几步,到了江东门街418号,便会看到一座巨大的雕塑,满含“家破人亡”的悲惨记忆——雕塑十余米高,造型似大写的“人”,一位母亲无力地用双手托着蒙难的儿子,麻木地向着苍天呼号,欲哭无泪,但她屈辱而不屈。雕塑底座上镌刻着:“被杀害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子,苍天啊……

在纪念馆,观看过《逃难》、《冤魂呐喊》等主题雕塑,一直往前走,从纪念馆1号们进入便来到一个露天广场,正前方的大墙上用汉语、英语、韩语和日语等语言写着“遇难者300000”的字样,前方有一个去年公祭日时用的大鼎。中外游客熙熙攘攘。

纪念馆的所在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为悼念遇难者,南京人民政府于1985年建成这座纪念馆,1995年又进行了扩建。建筑物采用灰白色大理石垒砌而成,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专史陈列馆。

纪念馆正大门左侧镌刻着邓小平手书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陈列共分广场陈列、遗骨陈列、史料陈列三大部分。广场陈列由悼念广场、祭奠广场、墓地广场等3个外景陈列场所组成。

走进正大门右侧呈平顶半地下墓室形的史料陈列厅内,里面各种影像、照片和纸质资料呈现了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惨状以及各方证词。这些资料所展现的信息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一些区域所呈现出的资料也展现出了人道主义光辉,在那个残酷的时代给了人温暖和希望。如,约翰·拉贝牧师建立国际安全区,收容了近25万难民;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影像记录南京大屠杀实景,成为1947年初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战犯时的铁证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于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了上万名女性免受残害;被称为“粮食运送大使”的美国牧师詹姆斯·麦卡伦在大屠杀期间救护难民。

“南京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建立“国际安全区”收容近25万难民

史料陈列厅内的一个区域是专门为亲历南京大屠杀的20多位外籍人士设置的,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南京国际安全区”,该安全区又称难民区,曾收容难民25万人。安全区主席为约翰·拉贝,他被尊称为“南京的辛德勒”,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被南京视为仁爱的典范,他的墓碑被安置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

193711月,一些留守南京的正义人士从国际人道主义出发,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给来不及撤离的难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该委员会推举了德国西门子洋行的约翰·拉贝为主席。

拉贝于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名船长。拉贝16岁时,父亲病逝,他初中毕业之后就中断了学业,到社会上谋生。1908年8月2日,26岁的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经过16天的漫长旅行,在火车上穿越了俄罗斯和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终于在1908年8月18日到达中国点——北京火车站。

拉贝于1911年受聘进入德国西门子公司担任代表处销售经理,并先后在北京、天津分公司工作,期间曾短暂回国。1931年,拉贝出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1938年4月回到德国。

1996年出版的《拉贝日记》显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位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我每天早上和傍晚祷告:‘亲爱的上帝,请你保守我的家人、保持我的幽默感;我会照看剩下的那些。’”在1937年如地狱般的南京,他有一天写道,“我以发自内心的祷告结束今天:愿有恩典的上帝使你们永远远离我们所处的这样的危机。”两天之后他又写到:“我要全心感谢创造主,他使一切事情进展的很顺利。”1938年1月9日,拉贝写下:“我们留在南京的22个外国人,表现的就像罗马斗兽场上第一位被吞噬的基督徒一样。”

日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拉贝时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二十几位传教士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给来不及撤离的难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拉贝被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奋力保护中国难民。在当时南京的国际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安全区又称难民区,位于南京市西北部,占地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美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大使馆及部分西方教会机构均坐落其间。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共收容难民约25万人。甚至拉贝自己的住宅——南京小粉桥一号,也挤进了600多名受到保护的中国难民,以躲避日军暴行。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  为大屠杀铁证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道胜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2年10月,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参与救援了20多万中国难民。他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约翰·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另外,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同时也用它记录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尔救援难民的情景。

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193712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

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1991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

200210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一件珍贵历史文物。

在基督和金陵“永生”的明妮·魏特琳

在金陵女子学院(位于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前方有一座古铜色雕像,一位带着眼睛的女士面容安详,用带着微笑的面庞注视着每一位路过的行人。过往的残酷与沧桑未写在雕像上,却记载在史料里。

魏特琳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中文名为华群,很多中国人称他为华小姐,南京人称她为“南京的守护神”。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上万女性免遭日军摧残。

魏特琳于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给铁匠父亲打下手。学生时代还打零工挣学费,两年制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魏特琳半工半读4年才顺利毕业。1912年,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被派往中国。魏特琳在两年的时间内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随后分别在合肥和南京建立女校,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作出了贡献。

193711月,日军开始包围南京,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的魏特琳主动提议将金陵女院作为难民安全中心。121日,金陵女子学院安全区正式成立,魏特琳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了自己的姓名。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并犯下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罪行。这都在魏特琳的日记里有记载。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有大批女难民涌入。魏特琳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在1938年1月日本宣布关闭安全区之后,魏特琳也没有放弃,她用职业训练班的形式,变相收留难民,并为她们创造自谋生计的条件。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后的6个难民营关闭后,金女院仍收容着800多名妇女。当时,魏特琳就是这些难民的希望。

魏特琳于1938年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采玉勋章”,但她的痛苦并未随着南京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残酷的屠杀让她患上了忧郁症,后来不得不回国治病。就在她离开中国一年之后,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关于魏特琳的资料很多,有书信、照片和雕像,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这位传教士位于美国密歇根州雪柏镇的公墓,在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一幅象征金陵女院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这四个字,也雕刻在现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魏特琳的雕像底座上。

纪念馆内金色的魏特琳雕像,展示出了她的勇敢无畏,“她”张开双臂,像在维护着什么。雕像旁是约翰.拉贝的题话:“魏特琳就像抱窝的老母鸡孵小鸡那样维护着她们。”是的,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她用自己的身躯,维护了众多女性的尊严,她不仅在金陵永生,也在基督里永生。

美国詹姆斯·麦卡伦牧师:“粮食运送大使”

麦卡伦于1893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1921年获得芝加哥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并在当年来到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麦卡伦的妻子和孩子留在江西庐山牯岭,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了南京。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经常把救护车开到市郊,然后满载粮食送回难民所食堂,人称“粮食运送大使”。

他于日记中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为,纪念馆展示了这位牧师写于19371229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南京城一片凄凉。日军刚进城时很少破坏房屋,从那以后店铺被抢劫一空,大部分被烧毁。太平路、中华路和城内每条主要商业街道都成为一片废墟。城南许多主要街道的背后地区也被烧毁。每天我们都看见新起的火,不知道这种兽性破坏何时终止。”

另外,美国北方长老会的米尔斯牧师,索恩牧师,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美国圣公会的福斯特牧师等基督教界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为保护难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在《拉贝日记》中均有记录。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在外籍人士资料展览厅,一座雕塑十分醒目,它刻画了拉贝牧师认真工作的场景:他坐在桌边,左手拿着电话听筒,右手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着信息,带着眼镜的他十分专注,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类似于相机或者望远镜的设备,在他的前方和左手边摆放着几本书和一个摆件。可更为显眼的是他写的一句话:“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随着时光的流逝,南京大屠杀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历史需要被铭记,因为我们珍视和平。南京大屠杀不只是一个名词,还是数不尽的撕心裂肺的痛。纪念馆内的和平大钟和和平女神像都在呼唤着和平,它总是由心而发,需要每个人从心里去珍视。唯有我们记住历史,并选择宽恕,心中饱含基督爱之信仰和对真善美的渴望,才不会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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