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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伟长老:文化融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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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有在异地、异文化中的传播与适应的问题;纵观基督教传播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适应处境而本土化的过程。也唯有如此,基督教才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获得“生根建造”的空间。因此,基督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是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一、“基督教中国化”面临文化层面的挑战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基督教实现了“三自”,摘掉了“洋教”的帽子,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六十余年来,中国基督教坚持爱国爱教道路,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努力追求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中国化走上了新的台阶。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基督教中国化虽然已在路上,但仍任重道远。

按我的理解,基督教中国化要达到的目标是:“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的传统,扎根中国文化沃土,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摘自本人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其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也就是“文化上的融合”是基督教中国化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尽管已经完成了主权上的中国化,但更深层的神学或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则仍任重道远。李平晔博士曾这样说:

“当我们考察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尤其是农村的基督教时,从信仰动机、敬拜形式、教堂建筑、组织架构、政教关系、与其他宗教的互动等方面,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信仰特征……然而,实践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仅限于表层浅相。而在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还远未成形。”(李平晔,“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载于《中国宗教》 2013年12月刊,第32页-35页)

其实早年著名神学思想家谢扶雅先生早就说过:“本色化不是东施效颦的嫫母,而是本身内在美的养成……不是指那些肤浅的表面同一化,而是意味着一些想法和做法须顺着中国民族基本性格及时代精神而适应。”

无论是“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还是“须顺着中国民族基本性格及时代精神而适应”,都是基督教艰巨的文化任务。至今基督教仍面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某种张力,一个原因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密切结合的文化定势在中国的反映,使一些人心安理得地把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划上等号,并且有意无意地将基督教放在与中国文化对立面的位置,甚至视中国文化为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异教”文化,漠然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结果是社会的普遍认知仍是“基督教在中国”,而未达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界。中西文化的差异、历史所造成的创伤、固有思维的惯性,使基督教在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多年来,中国基督教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实际现状与社会期望要求及教会发展需求仍有不少差距,文化层面如何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二、文化融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美国学者柯布说过:“基督教必须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文化的土壤,不然,它便只会成为与众隔离的狭小群居点。”(2005年10月18日金陵协和神学院邀请美国著名神学家柯布教授演讲)中国文化绵延五千余年之久,厚实的根基使它能够兼收并蓄,又能保持多样、美美与共。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性格,正是基督教可以与之相融合的重要前提。

在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曾经展开过多次的思想对话和认同寻求,如唐代景教“寺满百城、法流十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大量引用儒释道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的教义。碑额上部是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是典型的佛教莲花瓣,碑文内容还巧妙地吸收了中国古代五经之首《易经》的“生成论”宇宙观,为相关教义作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神学解释,无疑是一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有益尝试。又如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学汉语、穿儒服、竭力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发生冲突,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例如他将中国古代的“昊天上帝”与基督教之“天主”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利玛窦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在学界、教界也许存有争论,但他尽力调和融合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这些事例都颇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现在,我国有近四千万的基督徒(新教),这些基督徒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生命载体。新的历史时期,基督教主动及时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不仅可以削减一个带着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基督教与另一个在东方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两者相遇碰撞时所产生的“异质相斥”惯性;相反还可能产生一个“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对此,王作安局长就曾这样说:“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同化基督教文化,当然也不是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是通过阐释基督教文化中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基督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得以生长和更新,同时又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新的色彩。”(王作安,“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载于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而从基督教健康发展的角度,汪维藩教授也有过这样的憧憬,他说:“……我们可以借鉴于两千年来历代圣徒留下的群羊的脚踪,可以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精神财富中,以及三十多年来培育起来的新的精神风貌中吸取滋养,从而造就出既有属灵生命实际,又能热爱人生,并且在最最平凡的工作中体验与主同在,以最大的热情在现实生活中流露主爱的、一代敬虔爱主的新型的基督人。我们深信,在基督自己的百花园内,必将开放出带有东方特色的,淡雅素静、洁白芬香的朵朵幽兰。”(汪维藩,“漫谈自传”,1982年9月23日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举行的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所以,基督教若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可以为中国文化的百花园增添新的色彩;同样,也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百花园内,开放带有东方特色的朵朵幽兰。

三、中国基督教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

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项文化建设任务,而不论哪一种神学思考都是一种处境化的思考。丁光训主教说:“道成肉身需要马利亚作为母体,中国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神学的产生和成长需要中国文化的滋养和哺育。当上帝的启示和基督的福音进入特定文化区域时,必然要借这一文化作为“肉身”。在这一特定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基督徒若能运用自己的文化概念、语言和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等来阐述、理解基督教,则既能让中国信徒喜闻乐见,也能增进中国社会的信任理解,更能丰富基督教的神学内涵。

陈泽民教授说:“永恒的‘道’如果要进入人间就必须要通过文化。‘道’要传入中国,就得通过中国文化……唯有通过文化才真正进入人心。” “中国教会所做的是把盆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并且培植一个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它的土壤就是中国文化,阳光和雨露则是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引导;中国现代社会则是它的空气……”因此,用中国文化浸润基督教,可使我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散发中国文化气质,使其思维方式、理论阐述、语言表达等都具有中国文化品格。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整理和阐发基督教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可使潜藏在古老宗教典籍里的宝贵思想、蕴藏在两千年教会传统里的优秀遗产、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当代价值、现今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先进思想,融合转化、创新发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得以丰富自身,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神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譬如:陈泽民教授曾提出“和好神学”的概念,这是他致力于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度融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理念深度契合的很好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资源相当丰富,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而不同”的处世准则,“家和事兴”的家庭伦理,这些都为“和好神学”提供了圣经资源以外的丰富文化营养,这也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基督教神学树立了典范。

在今天社会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重新开始探究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在过去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之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对两者的思索与反省亦开始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这使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成为可能,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预备了良好的机遇。作为应当先于教会实践的基督教神学思考理当要注意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正如已故沈以藩主教所言:“要充分探讨上帝通过儒学所赋予中国人民的、至今仍闪耀着的智慧,以矫正我们在神学思考中脱离民族现实的偏向。”也只有这样,当年赵紫宸先生的远象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基督教诚能脱下西方重重茧缚,穿上中国的阐发,必能受国人了解与接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基督教通过深入中国文化传统、把握其思想精神之真谛来诠解基督教思想,达到两者的融会契合,使中国基督教神学经过中国文化的母体而有健康的生长,也使有正确神学思想指导的中国教会在祖国大地欣欣向荣,得到众民的喜爱。

(注: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此文为作者在“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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