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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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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现场

    “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现场

  • 出席座谈会的学者、天主教神职人员等合影

    出席座谈会的学者、天主教神职人员等合影

  • “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海报

    “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海报

10月25日,“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与河北信德文化学会联合举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长,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主席马英林主教,以及主要来自北京、河北的学者和天主教神职人员30多人与会。

本次座谈会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6点,共有4场研讨,主要探讨了两大主题:“正定教堂惨案”的真相、“正定教堂惨案”的现实意义。

该座谈会是为纪念文致和主教和他的8个欧洲同伴在中国抗战初期为保护中国难民为舍命的英勇事迹。1937年10月9日,为了保护躲避在教堂中的中国妇孺,天主教会正定代牧区主教文致和等9位传教士被杀害。

卓新平所长在开幕式致辞中谈到对“正定教堂惨案”的三个思考。第一,在国家兴亡的特殊关头,中国的天主教跟整个中国宗教界一样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第二,宗教界不畏强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正定教堂惨案”让人们看到天主教人士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的大爱、博爱和圣爱;第三,要从国际宗教界人士复杂多面中看到其宝贵的一面,“正定教堂惨案”是天主教人士为保护中国人民挺身而出,而在南京大屠杀时,许多牧师不顾自己安危记录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人们也应当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重。

马英林主教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文致和主教家属交流的经历,他对他们说:“虽然天主教会没有封文致和主教为圣人,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已经是圣人了。”马主教认为,本次纪念活动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士江神父在致辞中说,80年前的10月发生的“正定教堂惨案”,由于日军的刻意隐瞒和栽赃,文致和主教等传教士被焚尸灭迹的真相隐藏了半个多世纪。

对于“正定教堂惨案”真相的复原以及最新研究资料成果,张神父引用著名史学家张海鹏先生的话说“可以弥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足”。张神父认为,传教士这一群体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贡献不应忽略,值得重视、挖掘、研究,还原历史真相,公平对待,这是对亡者及生者的最大安慰及对历史的负责。 

探讨“正定教堂惨案”的真相

李晨教授是国内较早接触“正定教堂惨案”的人。2004年,她在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时,发现1946年的天津《益世报》中有一篇关于“正定教堂惨案”的文章。后来,她与文致和主教的侄外孙何文生博士取得联系,对方给她邮寄了一些从罗马、法国、意大利等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何文生博士还通过日本友人松隈康史在日本多方查找资料,但找到的资料很少,何博士认为日本人在有意隐瞒这件事。

李晨教授说,在惨案发生时期日本的报告中,日本人都没有提到对这件事情负责,而是把“正定教堂惨案”的责任推给中国人,一种说法是中国的一帮匪徒做的,一种说法是中国的一些散兵游勇所为。而根据一些传教士的记载,认为凶手是日本兵里的满洲人或朝鲜人。

对于日本人的说辞,李教授表示质疑:“如果是中国士兵所为,日军就应该大肆宣扬,他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封口?”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李教授认为是日本人制造了这一惨案,传教士们被害的原因是保护中国难民,特别是保护年轻的妇女。

李教授认为,还应该继续挖掘关于“正定教堂惨案”的资料,来验证推论是否正确,因为作历史研究必须靠资料说话。

研究过抗战历史的姜郁春老师接着李晨教授的话题分享,他说,日军经常用“朝鲜兵”和“满洲兵”制造谣言来掩盖罪行。姜老师列举了南京大屠杀时的例子,日本人一直编造谣言,说“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不是主力部队中的日本人,而是部队中的朝鲜兵或是满洲兵。姜老师说,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日本主力部队中有朝鲜兵或是满洲兵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表示,从他掌握的材料看,是日本人制造了“正定教堂惨案”。刘博士说,他从2013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整理传信部建部以来有关中国教会档案的系统编目,里面有“正定教堂惨案”的资料。刘博士指出,“在1937年,荷兰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和日本已经就此事达成协议,日本当局接受对于杀害文致和和同伴进行赔偿”,所以此事的性质是确定的。

张士江神父说,“散兵游勇是日本军方的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同意赔钱,也答应为9位传教士立碑,但是他们很狡猾,碑上没署他们的名。他们控制了此事的宣传。”

“正定教堂惨案”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总结说,澄清真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有时候一些历史真相无法还原和澄清。对于纪念这个惨案来说,他认为挖掘传教士为保护妇孺而牺牲的大爱更重要。

北京教区副主教赵建敏神父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在具备最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应关注传教士彰显的博爱。“在战争当中,传教士能够打开教堂大门收容难民,这就是他们博爱的展现。”赵神父继续说道,“天主教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她的博爱,保护那些弱小者。”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常务副院长杨晓亭主教从该惨案中看到天主教在社会当中所体现的信仰的精神与价值。他说道:“教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她的作用就是来展现博爱、正义、和平。”

石家庄正定天主教堂孙福庆神父说道,文致和主教等传教士的大爱是一粒种子,如今已经在他心中结出果实。“我现在在教堂里面如果看见一个人脸色沉重,我会去问他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如果一个老人过来求平安,我会问他家里面怎么了,是身体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摔倒在地上,我会过去把他抱起来……”孙神父表示,不仅仅是在自己的教堂、国家,在其他国家也会如此做。

注:“正定教堂惨案”中的9位遇害者:

文致和主教 荷兰籍 Bishop Frans Schraven, CM (1873-1937), Dutch;

柴慎成神父 原奥地利籍(今克罗地亚籍)Fr. Thomas Ceska, CM (1872-1937), Austrian/Croatian;

艾德偲修士 荷兰籍 Bro. Antoon Geerts, CM (1875-1937), Dutch;

霍厄玛神父 法国籍 煕笃会会士 Fr. Emmanuel Robial, OCSO (1884-1937), French Trappist;

夏露贤神父 法国籍 Fr. Lucien Charny, CM (1882-1937), French;

毕安当先生 原奥地利籍(今捷克籍)Mr. Anton Biskupič, (1886-1937), Austrian/Slovakian;

贝德良神父 法国籍 Fr. Eugène Bertrand, CM (1905-1937), French;

卫之纲神父 荷兰籍 Fr. Gerrit Wouters, CM (1909-1937), Dutch;

泊林芝修士 波兰籍 Bro. Wladislaw Prinz, CM (1909-1937),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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