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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对中国基督教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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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展揭幕式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展揭幕式

  • 1929年燕京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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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3年河南开封的大棚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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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

  • 数据库展示

    数据库展示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还可以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基础。”在谈到该数据库的建设时,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陶飞亚教授表示。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与书目的整理与研究》的支持下进行的。该项目与“基督教中国化”息息相关。有学者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基督教从西方语言向中国人的母语汉语的转换及其在汉语语言文化中的发展。而要了解这个,首先必须了解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产生的汉语文献,因此,该数据库的建立,为我们全面了解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2012年初,上海大学宗教中心向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申报了选题“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认为自唐元到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宗教、文化、科学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个过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并于同年12月15日开题。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于2013年开始建设,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合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1949年前出版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进行处理,近期目标为书目数据库,远景为全文数据库。

通过该数据库,可以全面了解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数量、种类和分布状况,特别是自明末清初以来在各个时期汉语文献的变化;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科学、便捷的文献搜索平台,并有利于推进研究汉语历史语境中的基督教中国化。汉语文献也反映出,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传播是在不断地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对话和互动中展开的。

在2015年举行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教授郭红介绍,数据库将提供世界各地所收藏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重点收集主要收藏机构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资料收集范围包括纯粹的神学著述,也包括基督徒或基督教机构的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活动和事业的资料,基督徒和基督教机构的一些纯世俗主题的文字资料、中国社会人士的评论或者反对基督教的材料也收录在内。

该数据库将收集的资料按照年代或教派的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840年之前的天主教、晚清天主教以及晚清新教、民国天主教及民国新教、东正教等。该数据库建成后,资料收集将达到2-3万条,为研究宗教文献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资料查询及研究平台。

当时,郭教授介绍,明清以前基督教在唐代和元代两度传入中国,但都影响有限,仅有很少但极珍贵的汉语基督教文献如《大秦景教流行碑》等流传下来。从明末开始,基督教各个教派先后进入中国,先是1582年耶稣会等天主教修会传教士东来,1715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进入北京,1807年新教传教士到达广东。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基督宗教开始了与中国文化大规模的接触、碰撞与融合,并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传教士、中国信徒及非信徒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大量的汉语文献。

汉语基督教文献涉及到汉语基督教神学、信仰、礼仪、宗教运动、政教关系及其广泛的世俗事业等多方面的议题,郭教授认为,这既是基督教中国化经历的见证,也是构成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对理解中西宗教在汉语处境中相遇时发生的哲学及宗教文化深层沟通的核心问题及其诠释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增强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另外,汉语基督教文献是中国典籍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在儒释道三家传统之外的一个新鲜的内容。对散见于海内外图书档案馆和中国民间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搜集整理,将会扩大、丰富中国典籍和中国文化的内容,将会看到中国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吸收或者改造性的吸收了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有助于发现中西两大文明有共同兴趣的源远流长的话题。

2018年1月19日上午,“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展暨《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新书首发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举行。有关学者介绍,“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自2012年立项以来,先后派出数十名课题组成员至海内外60余家机构搜集资料,并按相关主题编辑文献目录。在接触一手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技术支持,课题组完成了“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平台的建设。

课题组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注重队伍的建设与研究生的培养。课题组累计出版《宗教与历史》辑刊5册,专著1册,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及海外A&HCI等刊物上共发表论文20多篇;举行了11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培养了20多位博、硕士研究生。在汉语基督教文献及中国基督教史、中国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陶飞亚教授通过邮件介绍,该数据库规模很大,包含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数目多、内容丰富。比如基督教《圣经》,中国到底翻译出版了多少《圣经》呢?目前数据中从马礼逊到清末翻译《圣经》的书目是528本,解释《圣经》的书目是212本。民国肇始到1949年前翻译《圣经》的书目是215本,解释《圣经》的书目是516本,现在正在继续搜索中。

在新教文献中,以青年协会书局为例,过去大部分史料认为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书籍为500余种,但没有具体研究,本数据库现在已经统计了557本,并有详细的出版时间,著作者以及详细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发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的档案史料,并将报刊史料增加了300多种。就连资料难找的农村教会团体耶稣家庭,目前也已经找到了该团体在抗战期间《家庭书信》、《会议记录簿》等资料。

在境外也有所收获,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三家所收藏晚清新教汉语文献丰富,其中1864年前的出版物有多种国内无存的珍稀版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更是见证了传教士等在汉语文字宣教上的调整适应。还找到日本所藏《枕书》、《伦史鸿文》等珍贵古籍,在民间考察过程中获得《冠朝郭氏续谱》等民间文献;并将澳门中央图书馆馆藏孤本《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50册、上海图书馆藏《超性学要》20册整理、校对出版。在韩国发现近代汉语基督教文献论著共约80册左右,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圣经、经义研究、辩教护教、教义教理、反教文献、教理讲道、教会史等诸多方面;从时间上划分,基本上以晚清时期居多,亦不乏民国时期的文献。目前所能见到的近代天主教文献共有12本著作,基督新教的书籍相对而言则比天主教类的要多,出版社机构也相对丰富,包括了墨海书馆、广学会、美华书馆、汉镇英汉书馆、华北印书馆、汉口圣教书会、圣教书局、香港纳匝肋静院等出版机构的书籍,约有40本,时间跨度从1858年到1916年,最早的是1858年墨海书馆的《新约全书》,最晚的是1916年的英国传教士鄂约翰(J.F.Nomis)著的《福音论》。这40本书籍中,大部分为圣经和经义研究类,从中可以发现近代韩国基督教发展与中国基督教的紧密关联。

目前,该数据库已涵盖1840年前天主教、晚清天主教、晚清新教、民国天主教、民国新教、东正教六个子课题分类,共录入3万余条档案、连续出版物、著作、信札等文献信息。此外,课题组另接收了大量私人捐赠珍稀文献。

“希望学术界的研究可以成为教会界的参考,教会界的实践也可以为学术界提出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教会自身既是实践者也可以是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探索自身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关乎某个教会、某段历史、某个人的具体问题,实际上这些地区性的教会历史研究可能是比较缺乏的。”陶教授说。同时,他也希望教会界能注重自身历史的记录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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