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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国化”系列之二十二:丁光训主教与基督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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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年春,第三届中国基督教艺术展开幕式上,丁光训主教致辞。

    2000年春,第三届中国基督教艺术展开幕式上,丁光训主教致辞。

丁光训主教对“中国化”的理解,体现在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其对中国教会如何为普世教会做贡献的问题上,如何带领中国教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

丁光训主教是中国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1998年丁主教发起了神学思想建设,至今已快20年,这20年来中国基督教会爱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教牧同工参加神学思想建设的热情日益提高,团体建设日趋完善、服务社会意识明显提升、讲台信息极大丰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

丁主教对于“中国教会中国化”有不少论述,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把它上升到关系“中国教会存亡的高度”。他于1983年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介绍中国“三自”爱国运动时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假如我们不珍惜本国的特性,那么我们对普世教会就必然无所贡献。”

丁主教对“中国化”的认识,不只是知识性的神学思考,更是关系到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处境中的“存亡问题”。丁主教对“中国化”的理解,体现在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其对中国教会如何为普世教会做贡献的问题上,如何带领中国教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丁主教所强调的“中国化”的三个特点,即“中国化”的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信仰主体性。

第一,丁主教对“中国化”之社会主体性的理解,即基督徒的社会角色。丁主教的社会主体性体现在立足处境,热爱祖国、关心民族的命运上。丁主教将自己的信仰与祖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紧密相关联。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丁主教就在国内宣传抗日救亡,在沦陷区从事救亡工作;抗日战争结束后,丁主教积极参与吴耀宗等人发起的“基督教民主研究会”,团结进步人士,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新中国成立不久,丁主教放弃海外的优越生活,排除困难,参与百废待兴祖国的建设。丁主教积极参加中国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信念,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1980年丁主教深入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教会如何在“三自”道路上办得更好,提出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要把“三自”落实到“三好”,即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这将“三自”爱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1985年丁主教与基督教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非赢利性的民间团体——爱德基金会,他亲自担任爱德基金会董事长,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的教导来服务社会。1998年丁主教看到中国教会存在狭隘的、片面的、落后的信仰表达,倡议并发起了神学思想建设,为的是从神学的高度来带领广大信徒继续走爱国爱教道路,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丁主教对“中国化”之文化主体性的理解,即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丁主教对宗教观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时期的宗教理论研究,他在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的支持下,以金陵协和神学院全体教师为班底,成立了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丁主教和罗竹风认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可以从学术角度共同探讨宗教问题,双方取长补短,增进了解。1985年丁主教发表“与教外友人谈‘鸦片问题’”,主张宗教研究必须摆脱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辩证地看待宗教的社会功用;丁主教指出:“在我国宗教主要是作为统一战线问题,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问题来对待”,宗教工作的目的“不在于使有神论者转化为无神论者,而在于求同存异,加强政治上的团结”。1989年丁主教与汪维藩合作发表的“近几年宗教研究上的若干突破”一文,特别赞同赵朴初等人提出的“宗教是文化”的观点。丁主教认为这样的提法是“把宗教和历史文化相联系,把宗教现象看为一种文化现象,肯定宗教文化中有可以继承的、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精华,这可能是在宗教研究上一个更大的突破”。在赵朴初、丁主教两位宗教领袖的倡导下,学术界对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点,使宗教与文学、艺术、神话、伦理、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领域结合,推动了我国从更广阔的学术角度来看待宗教文化。

丁主教不单从广阔的角度来看待宗教是文化的一种社会现象的宗教观,也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待道成肉身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文化观,丁主教试图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中国文化、历史的地方性两者相关联来建立中国的神学。丁主教于1980年10月6日在南京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上,回顾与展望“三自”爱国运动时说道:“圣子道成肉身,不是变成一个无国籍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肯定基督教的国际性,但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它的殖民地性质,不做外国基督教的复制品,同祖国人民的事业不再游离、疏远以至对抗,而和祖国人民走在一起,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为一个中国的自我,一个中国的实体,才谈得上对世界基督教有所贡献。”丁主教非常认同、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其所说:“中国神学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母体”,这样才能建立既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文化的神学思想。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要让中国教会真正“道成肉身”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丁主教提醒我们在对中国文化有主体意识的同时,也要与普世教会互相联结,作为它的一个肢体,并且也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丁主教在这里辩证地指出,我们中国教会只有与祖国人民相濡以沫,只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脉络,才有可能为普世教会做出中国教会的贡献。

第三,丁主教对“中国化”之信仰主体性的理解,即神圣主体性。丁主教曾在《天风》上发表文章《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在这篇文章中丁主教总结了中国基督徒最喜欢用的四个“经文群”:苦难中蒙拯救、复活的基督、上帝的圣爱、基督徒的团结。丁主教提出了基督的宇宙性,这“大大扩大了中国基督徒的基督观,给中国基督教协会所代表的广泛团结提供了神学基础”。丁主教所强调的宇宙性基督的神学思想正是他从中国教会的实践和总结中提炼出来的,丁主教提倡的“宇宙的基督”的神学思想要表达的是对“基督教会以外真善美”的欣赏,以及对其它宗教和文化的尊重和应当有的正面认识。

对于“上帝是圣爱”的思想,这也是丁主教根据中国教会的现实提出来的。丁主教提到因为中国教会受福音派和基要派影响较大,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圣爱,而是他的权能,令人生畏的这一面,这样的结果容易导致基督徒仇视教外的非信徒,有可能造成“信”与“不信”的对立。丁光训主教所强调的“上帝是爱”的上帝观,为的是使基督徒的信仰对象更容易使经历苦难的中国人所理解以及和中国文化相契合。丁主教还指出,中国教会的宗派历史较短,宗派主义毕竟是西方的,所以对中国基督徒而言,进入宗派后时期并不过于困难,为保证团结,丁主教对于有信仰特点和礼仪上不同的少数派采取互相尊重的方针,来维持基督徒的团结。

对于丁主教“中国化”的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信仰主体性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丁主教将基督教的发展与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生为祖国、为教会贡献了智慧和心血。丁主教高举“三自”爱国伟大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办好教会,从神学的高度带领广大基督徒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扎根中国文化,立足处境,与时俱进,不断地推进中国教会“中国化”的进程。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发扬丁主教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宝贵遗产,不断地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建设,爱国爱教,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高度,继续带领广大信徒做出荣神益人的美好见证。

作者为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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