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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上)

  • 作者:戴西蒙|
  • 来源:《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
  • 2019年02月12日 14:42|
人祭(上) 耶稣受难

(一)

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有神话故事,而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有人祭色彩。在希腊传说中,有一位叫做阿伽门农的国王,为了祈祷上天给自己的航海船队降下顺风,将女儿依菲琴尼亚作为献祭。这样的故事在印度教神话中也甚多。但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关于人祭的神话早就关进了历史博物馆,已经没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纠结和疑惑,也无需先知人士再去与这些杀戮做斗争。

然而,宗教里所提到的人祭教义却很特别,影响整个世界直至如今,甚至成为当今原教旨主义顽固的基石,它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公元后三十三年,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就是耶稣之死。无论非基督徒怎样拒绝基督信仰,然而耶稣的降生之年却被定于世界性的公元纪年法的开端,而耶稣的死也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的文明进程。今天,最著名而广为人知的就是红十字作为救死扶伤的标志。

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声嘶力竭的喊着:“上帝死了!”

既然上帝死了,人们赖以信仰的根基也就崩塌了。这个时候人们该何去何从?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预示着新的希望。尼采进行价值重估,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奴隶宗教。

然而,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耶稣死了,却有着另一种更具崇高价值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基督之死乃是一个最神圣的献祭。耶稣之死的意义在于人类都犯罪了,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赎罪,上帝又是公平公义的神,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不会触犯自己定下的原则,而上帝又要拯救一部分人类,因此便赐下自己的独生子来作为赎罪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肺腑的人祭,因为上帝是拿自己作为祭品献上,为我们赎罪,爱就在此表明。

c.s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中描绘的狮子阿斯兰替小男孩皮特受罚,将自己交给黑暗势力的冰雪巫婆被羞辱、被践踏,最后死在受刑台上。这种浪漫主义者的手法更加抚慰和加剧了虔诚基督徒的信仰之心。人祭,在这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为一种震撼宇宙的举动,因此基督教在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中越来越成为和平与博爱的美好代名词。

然而历史与教义却远不如这么简单。

人祭,并非从耶稣降生之后的公元后新约时代才有,事实上,人祭是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启直到新约时代整个旧约的时代特征。《圣经.旧约》记载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亚伯拉罕送儿子以撒上山献祭便是今日让人惊恐的人祭,为了取悦上帝,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信心的标志,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非基督徒的现代人来说却很难理解。即便如此,基督教依然在传扬这一伟大的信心,我想原因是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一献祭的结果,就是天使带着上帝的口信阻拦了这件事。倘若不是这样,假如《圣经》记载的上帝真的要一位父亲亲自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子,恐怕这则故事很难被传扬。

基督教之教义的深刻玄妙之处在于——预表,一切都在预表耶稣。所以旧约不能废除,因为旧约预表新约,旧约的祭物和祭司都预表了新约真正的那一位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虽没有杀死自己的儿子,上帝却任凭自己的儿子被杀死成为为整个人类的赎罪之祭。

《圣经.新约》道出一种思想:一位无辜者的受难、舍己、牺牲将豁免整个人类因犯罪而堕入的地狱受永刑的恶果。只要一个人接受基督是救赎主,就可以逃脱地狱无尽的痛苦。信而受洗便一定得到永生,不信不洗必然下地狱,如同保罗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 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罗马书 5:15-19 和合本)”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历史观点:如果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那么基督教便是一种建立在人祭基础上的宗教信仰。

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第三章中写到:“为了我们双重的死,救主付出祂单一的死;并且为着为我们在圣礼中和在祂圣范中产生一个双重的复活,祂赐给我们祂一次的复活。祂穿上血肉之体,只在肉身中死去,并只在其中复活,现在只在其中跟我们相连在一起,在一些双重的方面,因在其中祂为里面的人成为一个圣礼,为外面的人成为一个圣范。”

根据保罗和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基督教总结一下便是:全人类因为亚当吃了禁果,犯了不顺服上帝意志之罪,任凭自己自由意志之罪,从而延续出全人类的犯罪,因为罪具有遗传性,因此成为“原罪”,每个被男女交合生出的人都具有逃脱不掉的“原罪”,而上帝变成人的样式亲自代替全人类的原罪受刑而死,刑具就是十字架,由此十字架就从残酷的暴力刑具变成祝福的符号象征,所有相信并且顺服受洗圣礼的人便是可以获得这种祝福的人,其他人全部在肉体死亡后下地狱承受永刑。

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在理性上无凭无据的信仰带来的最大危害是这些信念必须要通过暴力来维护和捍卫。中世纪和近现代基督教世界对异教徒和无神论的残忍杀戮实在是太血腥和疯狂,最著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在1095年到1208年间,十字军受召为罗马天主教进行的“正义之战”,从土耳其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在战争中被屠杀丧命的人数就在一百万左右,而当时世界上有大约四亿人口,是二十世纪中叶人口的六分之一,按照这个比例,十字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今天的六百万人口,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不相上下。

法国南部在十三世纪经历了一场臭名昭著的灭绝性屠杀,这就是教皇与国王联手赶尽杀绝阿尔比洁净教派,屠杀方式是肢解教徒身体的各个器官,并且用来杀鸡给猴看的警告当地卡巴莱的市民,这个教派就这样从此被灭绝。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马丁路德在《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一书中记载:……烧毁他们的教堂和学校……在每一个人犹太年轻人手上放一把斧子、一把镰刀……让他们汗流满面的挣饭吃,像亚当的孩子所受的处罚一样……

结果,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却经历了太多血腥的宗教战争:法国胡格诺战争、荷兰独立战争、英国内战、伊丽莎白一世对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及西班牙的多次战争、德国三十年战争、查理五世对墨西哥、秘鲁、法国、奥斯曼的多次战争等等。史学家研究这些宗教战争的死亡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数相当。

一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终于疲倦杀戮,不再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大开杀戒。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标志着三十年的宗教信仰战争终于结束,确立了各王公决定本国宗教信仰的原则,让曾经被称为异教徒和异端的民众也能和平的生活。

(二)

在西方历史中,人祭色彩最浓厚的是中世纪。尽管中世纪是一个具有很大争议性的历史时期,但大部分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中世纪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残酷的刑法。当时欧洲大陆各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执行酷刑,有明确的法律处罚条例,包括:烙印、挖目、割手、割鼻、割舌、火刑、轮刑、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等。教皇因诺森四世在1251年批准实施酷刑,而那些罪犯在今天看来都不应该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比如:异端、渎神、叛教、批评政府、八卦、脏话、通奸和非正统性行为。

中世纪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如果一位罪犯在火刑中被烧死了,没有奇迹发生挽救他的性命,那就证明他有罪。

中世纪罗马教廷和世俗权力的法律系统都为获取忏悔而动用酷刑,并根据这样的忏悔来判处被告有罪,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人为了停止剧烈的痛苦,可以承认任何罪行。这种方式不是在逼供,而是在锤炼人类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意志力极其坚强的男男女女,而现实结果是血肉之躯的生命怎么能经受那些残酷的折磨呢?最后只能认罪!伏尔泰说:“那些能让你相信荒诞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而在中国古代,商朝可能是人祭最具典型的时期,大量考古学研究资料表明商朝最流行的刑法是活埋、火刑、活剐,最有名的是火刑。在《礼记》中写到:“殷人尚鬼”,殷商是一个宗教社会,主要是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人祭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取悦祖先和神灵。商人从来没有把异族人当作生命,杀死异族人祭祀和殉葬,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无论是商王还是贵族,都是用大量的奴隶和俘虏来祭祀和殉葬,甚至在建造房屋和宫殿时把奴隶当做柱子的材料。

无论是古代东方亦或西方,所有的人祭都与宗教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人祭的先决条件是祭祀,祭祀需要祭司,祭司需要群众,群众需要有罪,罪需要赎罪,赎罪就是用一种刑法替代另一种刑法,最动人的说法是无罪的代替有罪受刑,成为替罪羊。

但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并不盛行这一说法,早期基督教更倾向旧约时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公平公正原则。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福音派的兴起,开始渐渐突显基督教的另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恩典。但这恩典依然是建立在罪与赎罪、祭祀与祭司的基础上,人祭中最伟大、最崇高、最让人惭愧的事,就是无罪的耶稣替代有罪受刑的人类的信条被高举。这样,就不言而喻的显明“罪”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倘若没有罪,就无需赎罪,无需赎罪就无需祭祀,无需祭祀就无需祭司,无需祭司就无需人祭。

在历史现实中考察,可以发现人祭直接诞生于宗教。弗洛伊德说:“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宗教源于深刻的恐惧和无助心理,恐惧和无助心理会自然的寻找害怕和担忧的源头,那么罪就是一个很好的原理。然而原罪论和定罪术并非人祭的渊源,只是一个隆重的借口,因为历史上很多被献祭的当事人并非有明显的罪,比如印度烧死寡妇,让寡妇与丈夫殉葬,无论这位女性怎样贤德,只要是死了丈夫就必须承受这一宿命,于是为了找出宿命的根源,就产生了轮回之论,这一生受的苦是曾经前世的造孽而生,如同原罪论,今生受苦是因为祖先犯罪堕落了。

然而,借口不是真正的原因。政治学家詹姆斯.佩恩在《关于人类武力》的这一历史著作中提出了了一个深刻的见解:“古时候,人们对他人生命价值评价很低,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太多的痛苦与死亡,早已习以为常。任何一丁点儿能够给自己带来优越的机会都会珍贵的,取得机会的底线都可以被压低、再压低,甚至可以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

我想补充詹姆斯.佩恩的是:古代人对于自然界了解的太过甚少,属于彻底的无知,所以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产生深深的恐惧,进而得出一个残忍的神灵幻想,虽然他们并不敢承认他们认识的上帝就是残忍、情绪化的暴君,但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明而喻。那么活人祭祀无非就是为了取悦神明,得到神明的护佑。既然如此,何不积极主动的讨好神明?况且只要自己安全、无痛苦,别人的生命又算什么?

因此,无知产生恐惧,恐惧产生幻想,幻想产生行为,行为需要理由,理由就是别人有罪,从而需要赎罪,需要祭祀,需要祭司,而祭司便成为德高望重的职业和职业,人们像迷信自己幻想的神明一样迷信祭司,于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宗教体系也就顺理成章的形成。这个体系仍旧成全着人祭的思想内涵,只是随着历史的发现会变得更加隐密,更加巧妙。

(三)

历史在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事实,这也是人类乐观最强大的根基,无论怎样,历史总是向前进步,尽管有时候会呈现螺旋上升的形式。

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就是经历过众多宗教战争之后的十七世纪欧洲,不仅开始废除奴隶制,而且它明确地表示最大限度的克制甚至废止制度化的人祭暴力,因为制度化是建立在社会公共认识上,而人祭酷刑说明早期人类的道德意识并不是强烈,而是极其薄弱。在十七世纪之前,各种酷刑并非像今日这样隐藏在国家机器的角落里,而是将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公开给大众看,并且让大众在欢呼雀跃的气氛下观赏受刑者各种极其痛苦的哀嚎。比如在轮刑下撕裂四肢,让人一点一点的受尽折磨的去死,而这些受刑的人在受刑之前还要被围观的群众骚扰、殴打、切割、扔石头、泼粪便、吐唾沫等。恶名昭彰的尼禄皇帝不仅仅是一位酷刑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将折磨人当做一篇壮美的艺术诗篇来吟诵。在意大利圣米尼亚诺博物馆里就有著名的中世纪酷刑,有一个叫做“犹太的摇篮”的酷刑:受刑人赤裸着身体,手脚被捆绑,腰上围着铁环吊起来,再被放到一个锋利的锥形体上,锋利的尖头对准肛门或者阴道;一旦受刑人放松肌肉身体下沉,锋利的尖头就会刺入并撕裂他(她)们的身体。还有一个叫做“纽伦堡的处女”的酷刑:上面的铁刺经过精心排布,不会刺穿受刑人的致命部位,目的是避免受刑人在没有受够折磨之前就死。在博物馆里许多酷刑的刑具做工精良、装饰华美,酷刑行刑人不仅是艺术家、雕刻家、发明家,更是所在时代顶级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让痛苦最大化,避免造成受刑人失去感受痛苦的可能,尽量让受刑人在临死前意识清醒,并且尽量延长受刑时间。

因为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受刑人比男性受刑人更加悲惨决绝,因为残暴还要被色情化。女性受刑人在受刑前要被剥光衣服,乳房和阴道往往是施刑的目标,而观众们通常发出的都是欢呼雀跃和各种笑话。

因此,在今日每个人都会深感的残忍与残酷,在当时却都被合法化、合理化、合情化。

显而易见,之所以被合法化、合理化、合情化,是源于上层统治阶层的自我巩固和底层被统治阶层的自我封闭,而底层的自我封闭也是被动状态下的自我封闭,而不是底层的主动选择。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说:“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在工业革命之前,印刷术还未普及之前,人们获得信息的状态是真正意义上的坐井观天,书籍只有上层统治阶层和贵族才可能看到,因此被统治的劳苦大众的思想情感实际上是被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 

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即使是上层统治阶层和贵族也过着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生活以及并不太舒服的生活质量,这从当时的人均寿命看就能发现。所以,为了使自己时刻无危险和不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然而,到了十五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开始形成这样一个贵族群体,他们没有太大权力,可却是宝贵资源的占有者,这些贵族不缺衣少食,吃喝拉撒睡被人服侍,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可以有条件阅读、写作、思考、研究,然后这些人开始聚集,逐渐形成日后赫赫有名的沙龙。而沙龙聚会,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欧洲上层社会文化、社交生活的中心,并且引领所处时代的思潮,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

经历过残酷的宗教战争之后的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兴起了一股“理性时代”的潮流,产生了这样一批人:牛顿、笛卡尔、莫里哀、培根、天文学家奥莱罗默等:

牛顿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证据;

笛卡尔被认为是几何之父,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被称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

莫里哀是著名的文学家,代表作《伪君子》,其作品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

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很有建树,是新贵族的代表,反对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他在晚年的思想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反对宗教权力,另一方面也承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

奥莱罗默发现了光也是有速度的,从而使得宇宙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加浩瀚而久远,不在仅仅停留在教会宣传的那种简单的宇宙观。

从此,人们开始拥有常识,寻找规律,尊重客观,对理性的信任超过对感官的相信,安全感由此增强。

十七世纪的西方在社会结构上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过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思想文化上开启了理性时代,在科学上被称为“天才的世纪”。这种巨大变化和进步也影响了当时的世界,当时中国正处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将文明带入中国,比如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教义,也把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和知识带入中国。

因此,十七世纪整个世界开始处在质的变化之中,人们开始对生命产生尊重,对异己产生移情,科学的眼界渐渐剥开恐惧的乌云,理性的觉醒引领人们对与自己相同的生命产生怜悯和同情,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奴隶制开始被瓦解,奴隶制开始成为一种例外,渐渐的不再是常态。

可以说,理性时代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启蒙是十七世纪开启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最伟大的一步。

(未完待续……)

注:本文首发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2018年第三期,本平台蒙允发表,保留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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