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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传教士百年书札—宋道明

作者短评

近代中国,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文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以至我们描绘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不能忽视外国人的存在。

加拿大在川传教士作为新教传教团体,通过布道站的教堂、学校、医院等从事福音宣讲,也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对四川有明显的社会影响。

加拿大传教士为我们留下了回忆录、纪事、书信等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征。这些第一手的叙写文本无疑是阅读和了解四川甚至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窗口。

书信所选时间从1911年到195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期间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出现在华西书信中。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天地出版社出版《华西书信》摘录之一  

 海外华西文献研究中心编译  

 主 编:  微雨书细

 副主编:张维本

[加拿大]四川鼎上文化项目执行


书信人:

宋道明(George Wilbert Sparling, 1881-1967)出生于安大略省圣玛丽。宋道明高中毕业后,在曼尼托巴曾有几年的教书经历。1907年,宋道明从温尼伯卫斯理学院毕业,回到安大略,并成为古德里奇的一名牧师。同年,他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到中国。自贡是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第一站,那时中国正值革命时期,他被派往重庆。在重庆,他的领导才能得到充分施展。1925年,宋道明被重庆神学院委以重任,2年过后,他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长。1927年的困难时期,有5名加拿大传教士仍然坚守在四川,他是其中一位。1950年,在结束40年传教工作以后,宋道明与夫人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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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工作40年纪念聚会 ( 从左至右:林则、胡祖遗、米玉士、胡祖遗夫人、高文明夫人、米玉士夫人、高文明、苏继贤、宋道明夫人、宋道明 ) 

拍摄时间:不晚于1956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1088

1930年5月2日于成都

亲爱的阿纳普(J.H. Arnup)博士:

虽然你已经离开这里几个月了,但无论是当你经过河南,或经过韩国、日本时,还是最后回到大洋彼岸那片故土,与翘首期盼的家人以及众多的朋友们重聚时,我们心中最美好的祝福都一路伴随着你回家的旅程。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我们传教士的任何一个圈子里谈论的最频繁的话题便是:“阿纳普博士现在应该走到哪儿了?”

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注意力,那就是丁先生和满毓仁(C.A.Bridgman)被绑架一事。我们尚不清楚这一事件的细节,但我们应该很快会收到满毓仁的一封长信,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关于他们已脱困的电报。我们非常开心他们能平安归来,毕竟这类事件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预期值并不高。电报里面说,他们是逃出来的;因此我们估计:既然他们能逃脱,应该就意味着无须支付赎金。我们不希望抢匪们把绑架看作是从当局那里大笔捞钱的最佳捷径。

我们这里的校园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很是遗憾你没能看到它最美的景色。放眼望去,只见满目绿茵、花团锦簇,大自然尽情地向我们泼洒着她的祝福;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士兵和他们所代表的立场,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能会相当满意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几乎是理想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发现让一部分家人来到这里的决定有什么不良后果。孩子们都很开心,生活得很充实。我们有三十多个孩子在学校里学习,他们有优秀的教师,还能在校园生活中得到学习额外课程的机会。

周二我们举行了大学纪念日活动,自有这种传统以来,今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当天天气状况非常完美,大家的准备工作完成得相当精良,纪念日活动搞得极为成功。活动的开头是从行政楼列队游行到图书馆,接着在图书馆按计划进行了后续的项目。大约在12点钟左右,我们完成了活动项目回到了行政楼;女士们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午餐,大家在会议大厅中就餐。因为有超过一百个来宾,所以共进午餐的人数达到了140人。我们采用了自助餐的形式,我们的中国朋友们纷纷对此大加赞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当天的活动项目包括音乐和演讲。校长毕启(J. Beech)博士发表了首席演讲,其效果非常好。但我真正想大书一笔的是两位将军的演讲,是你认识的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位将军,他们都来出席了大学纪念日的活动,并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座。他们两位都衣着笔挺,刘将军更是西装革履。我会告诉你他们演讲的大致内容,以便你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并让你了解他们演讲内容的重要意义。刘将军首先发了言。在祝贺了我们的二十周年纪念日后,他话锋一转,立即开始谈论我们的大学。他首先批评说:这样一个公共机构居然是由外国人掌控的!他很反对这种局面,但这在现阶段却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他一直被批评家们不断地质疑:为什么外国人会来到这个国家、还运营了这样一个机构?!除非他们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中国,或引入外国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等等。而他回答说:但我却相信这是基于你们接受的教育中,以及基督教义中的普世价值观——基督教义并不会按不同的国籍去区分人群,并且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必须与他人分享。接着,他对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由于国家间的差异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基督教倾向于淡化国家间的差异,许多由此引发、并很难找到解决方案的难题,都可以在基督教的爱与平等的观念中消融。这种爱与平等的观念一定能成功避免再一次的世界大战,而且只有这两种观念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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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三大将领刘文辉(右)、杨森(中)、邓锡侯(左)

邓将军的开场白与刘将军的非常相似。他也谈到,他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外国人会来四川做这些工作?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但他说,他本人已经愿意相信:是信仰驱使你们去做这些事的,因为你们的宗教充满了博爱精神,你们在这里做的这些工作,是试图为中国社会谋福利而做出的奉献。他不相信我们是来破坏中国文化的,况且他认为,中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内涵是一致的。他对我们在医疗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大学就是应该加强农业、工业和医学方面的教育。[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向丁克生(F. Dickinson)指出了,他现在至少有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两位的演讲调子定得非常高,给我们的全体学生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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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教士与成都本地人合影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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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克生从上海奶牛场引进加拿大优良乳牛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

鉴于在政府如何登记的问题,我们在昨天的理事会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宗教部门与大学的关系。尽管宗教并未被认为是大学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都知道,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学生选择宗教课程,但学生不被允许主修宗教课程,而对于到底能被允许选择多少宗教课程又有不同的看法。昨天的理事会达成的决议是:将宗教归为文学院下属的一个部门。那些首先被列入宗教课目的固定主题,现在很有可能被划分到文学院下属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学课程中。其余的可以直接划分到宗教系的课程中。现在还有部分人认为,最好是建立一所完全独立的宗教学校,而不是在正规大学的文科专业中去设一个宗教系。他们宁愿直接在文科专业的其他系中尽可能多地安排专业课程,然后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宗教学校。我们一直讨论到7点钟,最后决定延期召开特别会议,这个问题毕竟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渴望获得正确的解决方案。等到某种决议通过以后,我们会再写信告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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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位为毕启校长、第四位为胡祖遗院长、第五位为启尔德的第二位夫人启希贤、第六位为谢道坚、第七位为启真道的第一位夫人启静卿;后排左起第一位为杨济灵、第二位为启真道、第五位为高文明、第六位为米玉士、第八位为林则)

拍摄时间:1925年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307

毕启博士收到了从纽约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参加7月3日在伦敦开幕的理事会首脑会议。他目前希望最好能不去参会,已经发了电报询问会议需要他出席的原因,并提出建议能否由泰勒博士接替他。他还没有得到答复;而如果他要按时到达伦敦,则需要大约提前一周时间从这里出发才行,所以他有些着急。他应该是不会去的,除非他收到回电继续敦促他前往。我们的副校长宋先生去南京开会还没有回来,我们估计他及同行的浸信会董事会的富兰克林博士现在已经快到重庆了。

我能肯定的是,你回家时一定受到了你的家人和联合教会大家庭所有成员的热烈欢迎。在我们的人里面,你是特别有人缘的,他们都迫切盼望你的回归,并带给他们来自东方的消息。我们希望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承诺,去探望了我们的孩子们,并且告诉了他们,他们的父母有怎样出色的表现。

请允许我们两人向您及您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真诚的:

宋道明(G.W. Sparling)

1930年5月2日于成都

华西协合学校背景资料:

1905年4月29日,在美国人毕启等人的筹备、组织下,华西各差会顾问部讨论通过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草案。

筹设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得到英、美、加三国教会的全力支持。在成都华西坝建校。该校由美以美会、浸礼会、英美会、公谊会(和1918年加入的圣公会)联合创办,故称为“协合”。

1905年11月,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开始筹建工作。

1907年,开始兴建校舍。

1908年10月,正式拟定了“华西成都基督教大学筹办方案”。

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办。毕启为首任校长。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增添了刺激因素,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正经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5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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