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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留学先驱——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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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容闳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他却是一个必须牢记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容闳这个中国人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此后,他又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得以接受西方教育,成为中国近代的走向世界第一批的莘莘学子。

1828年,容闳出生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这里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容闳从小随父亲到澳门某生,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上学,他父亲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就把7岁容闳的送到了澳门一家由英国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1843年,容闳就读的学校迁到香港,并以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校长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传教士,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据容闳后来回忆,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想带几个学生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他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孩子远赴大洋彼岸。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乘上了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容闳先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报考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是孟松中学的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最终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后加入美国籍。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蒙发了“幼童留美计划”。 

1855年,容闳带着他的梦想回国。但当时国内的情况不允许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只好将他的理想揣在怀里,等待时机的出现。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后投入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主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曾翻译。容闳认为实现梦想的时机到了,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马上得到了曾国藩赞同,曾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获得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1870年,容闳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1872年奉命率30名学生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不少人回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著名的京张铁路的设计师詹天佑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留学生的成就证明了容闳的独具慧眼。

但是,腐朽的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尤其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西方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行动不便,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

还有一些幼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耶稣基督,读圣经,做礼拜。几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是清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清政府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人的意念还是被上帝的意念所征服。幼童们从小到大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

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思想十分迷恋。这对清廷更是无法容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881年,清廷下令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所有幼童被迫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容闳的计划最终半途而废。

容闳由于对清政府失望,1882~1894年侨居美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来,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他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到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他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安息,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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