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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为主去?——访镇江戴德生纪念楼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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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德生和妻子的墓碑

    戴德生和妻子的墓碑

  • 戴德生墓

    戴德生墓

  • 德生楼

    德生楼

  • 德生楼内

    德生楼内

  • 纪念楼正门

    纪念楼正门

  • 内地会传教士

    内地会传教士

  • 内地会介绍

    内地会介绍

9月初,江南阴雨,笔者和同事去南京出差办事,计划因突发情况而调整,临时决定去一趟镇江,遂打电话进行预约,只为参观德生楼,即传教士戴德生纪念楼,属慕名而去。

镇江地处长江与大运河黄金十字水道交汇点,南北文化交融,清朝时设立了镇江府,民国时期还是江苏省省会。基督教于13-14世纪的元代就已在镇江传播。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它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在此设立领事馆,基督教多个宗派进入,传播福音,并促进了当地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镇江宣德堂离镇江南站不到3千米,位于九华山路与312国道南,在设计时有主堂和钟楼,因戴德生墓的发现,教会顿时改了计划,后来就有了德生楼,纪念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了戴德生的生平、内地会在华宣教事工以及镇江基督教的过去和现状。2014年4月,戴德生夫妇墓葬迁移至宣德堂,安放于教堂钟楼负一层,并由戴继宗牧师主持了“戴德生牧师夫妇墓葬迁移入土仪式”。宣德堂遂将钟楼命名为“德生楼”并于2018年6月5日举行揭幕仪式,正式开放。

这是笔者第三次去镇江,此前参加过宣德堂的圣诞活动,因那天不是主日,教堂不开门,我们到那里,值班室的两位姐妹接待了我们,其中一位带我们参观并介绍了德生楼的情况,她也是开馆时的导游。

一进门,就看到了基督徒们常常念起的一段话,也是戴德生的写照:“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是他在1860年在回英格兰的船上给妹妹的信里写的。

文字下方的地上,摆放着戴德生与原配夫人玛利亚的墓碑,左边的一块已经损坏得只剩部分。脚下负一楼是他们的棺木所在地,碑上只刻着“他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

上楼后,便能看到介绍这位传教士的文字和图片。戴德生于1832年出生于英国,父亲是一名医生,主日带领敬拜。他在儿时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对父亲说自己很少在书里看到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故事,并萌发了长大后去中国传福音的心。22岁那年,他如愿来到中国,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在中国,他脱掉西装、摘掉领带,换上长袍、梳着辫子,走街串巷地传播福音,充分地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和文化。随后他有了同工和妻子,福音工作不断拓展。

除了传福音的核心工作,戴德生和他的团队也开展医疗、教育、赈灾和禁烟事工,他本人曾在英国学医,并认为医疗和教育都是传福音的媒介。

19世纪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廷积贫积弱,英国人将鸦片带入中国,危害着中国人的健康。当时,戴德生与妹夫海班明多次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并在1888年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提出动议呼吁政府压制鸦片贸易。同时,他和同工在中国设立了很多戒烟局。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政府于1906年宣布减产鸦片,到1917年完全停止输出鸦片。

因医疗条件较差,戴德生的四个儿女和妻子染病后无法医治而先后去世,葬于镇江的洋人公墓。这位传教士于1905年在长沙去世后,遗体被带到镇江,与妻儿合葬一处。多年后,洋人公墓被改为了居民区,位于羊皮坡,无意中被人发现,后被教会迁到了德生楼。

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的宣教团体,其中的柏格理、富能仁、曹雅直、剑桥七杰和陶然士等都是基督徒们耳熟能详的宣教。戴德生原属卫理公会,他于1853年来华,次年在上海登陆,后于英国养病期间创办内地会。1866年,第一批内地会宣教士共24人来到中国,以进入安徽、四川、贵州、甘肃、云南和河南等省传福音。

内地会坚守的原则是“信心宣教”,即“不借贷,不募捐,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并借着祷告求神去感动人。若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凭着信心,他和他的团队在华打开了新的福音的历史。

自1865到1950年,内地会共差派了106位宣教士医生。19世纪,内地会较多参与戒烟运动,到了20世纪才开始在一些内陆省份兴建医院,虽然不起眼,在当时却是一些地方方圆百里唯一的现代医院。比如,戴德生曾在镇江医院服侍,河南开封福音医院于1906年建成,一度吸引了附近七省的病人来就诊;兰州博德恩医院于1914年建成,时为甘肃全省唯一的医院。

内地会在华教育事业主要集中在扫盲班和初级教育中,特别是妇女教育。1922年之际,内地会共有4所幼儿园、375所初小、58所高小、5所中学、5所师范学院及21所圣经学校等。神学培训以针对农耕阶层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传道人为主,到1950年之际,内地会共参与13家在华神学培训机构的事工,投入30名宣教士从事神学教育,他们的办学方式也在逐渐转型,从“宣教士领导”到“华洋合作”,到“宣教士服从华人领导”。

在1876-79年的华北大旱中,戴德生第二任妻子福珍妮曾带领同工姊妹到山西创办孤儿院;1929年甘肃大旱,6位宣教士因赈灾而失去生命;抗战期间,内地会宣教士还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

到戴德生逝世的1905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增长到了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人。到了1912年,内地会成为在华最大宣教机构,传教士数量超过1000人。1951年后,传教士们纷纷撤离中国。

在华传教期间,洋人难免被中国人误解。据那位导游姊妹介绍,1868年8月,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士受到攻击,有人抢劫和放火,当时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怀有身孕,为了逃生只好从楼上跳下并负伤。可是他们没有放弃传福音的工作。

离开德生楼,笔者在想,谁能为了福音舍弃安逸的生活呢?谁又能为了福音去一个陌生的国度,要重新学习语言,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并跟当地人打交道,告诉一群从未谋面的人上帝之爱,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戴德生并不是带着很多金子来到中国,而是带着信心和爱就来了,并凭着对于上帝的信靠,不断得胜艰难,将福音的种子播撒。

往事远去,留给后人的,除了纪念,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作为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随着异象服侍了中国人;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奉献自己,去服侍中国教会和社会呢?又当如何服侍?不少人探讨过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不论基要派还是自由派,难的是真正地去服侍、按照基督的旨意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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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对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两种宣教路线的比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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