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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赞美诗·新编》看圣乐中国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会中一些前辈如赵紫宸、刘廷芳等就致力于教会圣诗、圣乐中国化,同时也创作过一些歌曲。但因历史原因,中国教会圣乐发展是断断续续的,比之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圣乐中国化就成了一个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旧的、原来的西方赞美诗已不能满足中国信徒正常的敬拜和日常的灵修生活。对于中国化的赞美诗歌的需求也愈加凸现,教会礼仪学专家沈子高主教也曾嘱咐教会必须坚持圣诗中国化。作为通行中国大陆的《赞美诗·新编》在使用数量和流传广度上有着其他赞美诗集不能替代的地位,所以通过对它的研究可直接反映出圣诗中国化的发展状况。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查阅资料,着重探讨《赞美诗·新编》所体现的圣乐中国化的基本发展状况。主要研究新编赞美诗的编辑历程、结构组成、中国信徒原创赞美诗所占的比重、曲调特点、歌词特点、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这是对研究基督教圣乐中国化最直观的的表现,也对研究圣乐走向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赞美诗·新编》总览

(一)《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历程

《赞美诗·新编》作为通行全国的赞美诗集,其编辑过程充分反映了圣乐中国化的特点,其编辑历程大概如下:

中国教会实现三自以前,各宗派互相分立,其使用的赞美诗集有数十种之多。这些诗歌多源于西方教会,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些诗歌已不能满足中国信徒的正常敬拜需要。中国信徒对于能普遍适用于全国各教会,并能反映中国教会特点的诗本的产生有着迫切的愿望。教会前辈也曾为之付出不少努力,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实行三自政策,结束了宗派分立的局面,进入宗派基本结束时期。这一时期,各方面条件日益成熟,众信徒对编出一本适用于全国、并反映中国特色的赞美诗集的愿望更加迫切。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次全国会议召开,对编辑全国性的赞美诗集进行了讨论。后于1981年设立圣诗工作小组,开始面向全国征集歌词歌谱。各地反响热烈,大量歌词歌谱陆续寄来。圣诗工作小组在信仰相同的基础上,坚持互相尊重、兼收并蓄、实行广涵的原则,[1]对原有的各教会都熟悉的、爱唱的赞美诗及新征集的诗歌进行了认真选择, 做到“尽量选用各教会原来熟悉、爱唱的赞美诗,包括公众礼拜、个人灵修等各方面需要的诗歌;尽量选用一些词曲具有各方面特点,而又灵性丰富的赞美诗,在文字与音乐风格上讲究多样化”。[2]在对众多词曲进行了认真阅读、评选,并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征询意见后,又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试唱,后终于于1983年3月定稿。该诗集共收录赞美诗400首,另选收短歌42首附于书末。历时两年的赞美诗编辑工作终于结束,这是中国教会在圣乐事工上的一大进步,使中国信徒真正在礼拜和聚会中可以更好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3]

(二)结构组成

《赞美诗·新编》在编辑时充分考虑到了中国信徒的阅读习惯,并本着简单明了、直观大方的原则,巧妙的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使信徒在日常使用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简单快速的选择。同时根据中国信徒的音乐素养水平不同,又先后发行出版了《赞美诗·新编》(简谱本)、《赞美诗·新编》(五线谱本)、《赞美诗·新编》(四声部简谱本)、《赞美诗·新编》(四声部线谱本)。使信徒可以根据本地本人实际需要自由选择,达到更好的敬拜赞美上帝!

《赞美诗·新编》(以五线谱本为例)分别由序言、线谱本出版说明、分类目录、教会节期参考用诗、歌名索引、赞美诗、附录、短歌、歌词首句索引、英文目录、曲调首句索引,编后记组成。其中分类目录又由崇拜颂赞、救主耶稣、教会生活、信徒灵修、特殊颂诗几大部分组成。在分类目录这部分又将全本赞美诗集分门别类,按照不同需要,不同场景等将其分类整理,如在“救主耶稣”部分又分为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再临;在“教会生活”部分又根据中国教会习惯更加细化精化的分为十五大类,方便信徒日常使用。另外在单首诗歌的印刷编排上常以首句命名,中上为歌名,左上为词作者,右上为曲作者,作者不详则注明出处。[4]同时根据页码需要在左上或右上又有分类题目,标注适用场合。

二、中国信徒的原创赞美诗歌

(一)中国信徒原创赞美诗歌所占的比重

《赞美诗·新编》收录各类赞美诗共400首。其中292首为世界各国流传较广的圣诗,另有6首翻译的歌词。剩余102首为中国基督徒创作歌词,曲谱采用中国古琴谱或传统民歌乐谱,具有明显中国风格曲调的赞美诗,这其中又有56首词曲是近年来中国信徒的新作。在这292首诗歌中分别有基督教传统圣诗,犹太、印尼、拉美、日本、东南亚等地的诗歌,还有西方传统圣诗。中国102首赞美诗在全本赞美诗集中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是所有选录国家赞美诗中最多的,也由此可看出圣乐中国化发展迅速!

(二)中国信徒原创赞美诗歌的曲调特点

中国赞美诗作为原创性的赞美诗作品,它的产生不同于外国翻译过来的赞美诗。应该说它在诗歌创作上更能体现中国语言的魅力,特别注意了格律、声调、语言、节奏、情绪和色彩等具有特色的东西。[5] 《赞美诗·新编》收录了各类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赞美诗歌,如苗族曲调的《称颂崇拜歌》,该诗歌为苗族民歌所常用的三拍子类型,三度音的运用和不宽的音域都流露出鲜明的苗族民歌风格;如朝鲜族曲调歌曲《耶稣升天歌》,该歌曲同样也是朝鲜族民歌最基本的节拍型三拍子。旋律线优美动听、明朗积极,深具朝鲜族特色。同时也有其他直接采用古调、古琴曲等歌曲。综合来看,《赞美诗·新编》中的中国赞美诗,以单声部居多,节拍以2/4,3/4,4/4拍为主。曲调常用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五声性七声音阶,乐曲篇幅短小对称,乐句与唱词句式大多相符,讲究对称。旋律简单优美、直抒胸臆,符合中国信徒敬拜需要。

(三)中国信徒原创赞美诗歌的歌词特点

中国教会实行三自政策以后,教会信仰生活趋于稳定。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改变,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国信徒的信仰生活随之丰富多彩。其对上帝的崇高敬拜,对教会的诚挚感情,对教会生活的热爱等情感也往往借着创作的赞美诗歌表达出来。如《赞美诗·新编》第30首《天恩歌》,第31首《慈悲圣父歌》等都是表达对上帝的敬畏、感恩、信靠、顺服和立志跟随;如第43首《尊主歌》,第45首《基督永长久歌》又是表达对基督耶稣的深切感恩,并借以宣传介绍耶稣的慈爱恩典;如诗歌第123首《我爱教会歌》,第124首《教会三自歌》表达了信徒对教会生活的热爱,对教会政策的支持,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除了这些歌曲外还有一些诗歌是用来描写信徒的日常信仰灵修生活(如第148首《清晨歌》),表达自己的忠心奉献、热心服侍、效法耶稣的美好心志(如第365首《活出基督歌》)。可见,中国信徒原创赞美诗歌歌词表达的内容不仅仅有赞美上帝的,还有对自己信仰的描述,对自己心志的表露,对教会生活的情感反应等。其内容丰富多样、积极向上,且在歌词结构形式上讲究诗歌的语言美、建筑美,这些歌曲实在是赞美诗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三、《赞美诗·新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中国大陆教会实行三自政策以后,众教会结束了宗派林立的局面。教会上下在信仰相同的基础上彼此联合,故而敬拜形式、所用书籍也大同小异。《赞美诗·新编》作为通行全国的诗歌总集,是全国基督教两会首次统一发行的赞美诗集,在全国众信徒中具有巨大影响。它开创了中国赞美诗集的编订原则、形式和结构组成的历史先河,对后来其他赞美诗集的编订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引导作用。其中所选用的一些优秀的西方赞美诗对中国信徒认识西方音乐,改变对西方音乐的态度,引导信徒对优秀音乐的追求也有积极的作用。[6]同时,作为通行全国的赞美诗集,《赞美诗·新编》在加强中国教会与信徒上下同心同德,增强自豪感、凝聚力,消除隔膜,促进教会和谐统一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使用人群中,不论是支持三自政策的“三自教会”,还是不支持三自政策的“家庭教会”都普遍使用《赞美诗·新编》,并使其成为周日教堂唱诗班献诗敬拜的唯一专用诗歌集,可见其在信徒敬拜赞美生活和教会敬拜形式中的分量是极大的。现在,“红皮”《赞美诗》和“黑皮”《圣经》已经成为中国信徒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两本基本的标志性书籍,其对信徒的帮助更是巨大的。在农村一些老年信徒中,常通过唱赞美诗来认识上帝,引导信仰生活,加增服侍热心。

四、从《赞美诗·新编》中反映的圣乐中国化的特点

在中国赞美诗的两次编辑过程中,赞美诗曲调中国化逐渐被提上议程。同时赞美诗曲调的中国化、民族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用本国信徒自己的语言和曲调来赞美上帝,赞美诗才具有丰盛的生命力。[7]

从《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历程到单首中国信徒的原创赞美诗,其处处都透露着圣乐中国化的特点。在其收录的400首诗歌中,中国赞美诗占四分之一,是选取的各国赞美诗中比重最大的。同时从建国之前的没有或极少中国赞美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大量优秀作品,从刚开始赵紫宸、刘廷芳等少数人的尝试性创作到后来陈泽民、史奇珪、林声本等牧师、神学生、工人、农民及专业音乐工作者的积极创作,从以前基本依靠外国歌曲到赞美诗旋律民族化,内容中国化、曲调传统化、发展全面化、思想圣经化、作用积极化,这些无不用事实说明了圣乐中国化的积极蓬勃发展。[8]可见圣乐中国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证明,《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发行正是圣乐中国化的一个标志,一个缩影!

结 语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9]可见用音乐来赞美上帝正是圣经所吩咐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中国《赞美诗·新编》从征稿到发行,从所选用中国原创赞美诗的曲调歌词特点处处透露着圣乐中国化的特点。因此,圣乐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音乐发展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我们不能为了中国化而中国化,在圣乐中国化的过程中更要认真面对,正确选择,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对标有中国风的诗歌不加区别武断接受。显然的,教会音乐是帮助信徒在人生旅途中接近上帝,而不是把他放在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上。[10]故而,不论是西方传统圣乐,还是中国化的“新编赞美诗”,只要其内容是帮助信徒认识上帝、虔诚敬拜的、对信徒的属灵生命有造就的我们就应积极的接受,广泛的传扬,而不应以圣乐中国化而死板硬套,固步自封,最后必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1] [2] 郑建业.赞美诗·新编[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1:1-421.
[3] 圣经.歌罗西书.3:16.和合本.
[4] [5] 周志治.认识赞美诗[J].金陵神学志,2012(7) : 45-52.
[6] 王旋.基督教赞美诗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J].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6):63-68.
[7] [8] 王雪辛.中国赞美诗曲调民族化和时代精神.圣乐探讨[J].金陵神学志,2002(4):64-75.
[9] 圣经.诗篇150:1,2,3,和合本.
[10] 王神荫.圣诗典考[C].南京: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5:28.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河南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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