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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发展的必由之路:“本土化”

  • 卓新平|
  • 来源:301|
  • 2009年09月02日 01:59|

究竟是“基督教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基督教”?这是在如何表述中国基督教上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虽然基督教在华有过4次传入,但因这一难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而成为仍“未结束的相遇”。

对此,中国教会的有识之士努力探寻着一条可行之路,并且在当代中国教会的实践中逐渐达成了共识。此即“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这一最新研究所要揭示的。赵士林、段琦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一书已于6月1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来,若从抽象意义上看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及其诉求,似乎不存在任何“本土化”、“处境化”的问题。一些教会人士甚至认为“本色化”就是指基督教原有的“本质”和“颜色”,并不是其传播所至之地的地方色彩。然而,现实中存在的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原来的”、“原本的”、“原有的”特质和颜色。源自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其历史发展演变中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颜色”,形成新的特性。因此,存在于历史中的基督教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其“本土化”、“处境化”的问题。所谓“本色”就是指基督教在相关地域文化中应该反映和体现的“地方化”的性质或“颜色”。从历史传播意义上讲,基督教是“具体的”、充满“文化色彩”的,并无“抽象”、“超脱”之文化本质。

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来看待、分析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历史发展。应该说,经过4次传入而最终得以在华立足的基督教,乃是具有“西方”色彩的宗教,有着非常具体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价值和信仰蕴涵。它是以这些内容、这种色彩而来到中国,并致力于将其传给中国人,此即“洋教”之说的根源。为了摆脱“洋教”的名号,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做了不懈努力,除了政治、经济、教务、文化上的“三自”运动之外,更是在思想精神上寻求使基督教适应、融入中国文化之途。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或处境化,就是要求其“中国化”,使之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宗教。

教会人士对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思考与推动

显然,这是一条艰辛之道,也是极为漫长之道。对此,上述研究选择了当代中国教会7位神学家来描述这一艰难历程的最新进展、最近成果。不言而喻,赵紫宸、吴雷川、谢扶雅、吴耀宗、丁光训、汪维藩和陈泽民7位代表人物都侧重于神学研究,因而,其所思、所虑、所探、所求都可谓是非常典型的当代中国神学建设。这些教会人士关于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思考,指明了中国教会的希望所在,并全力推动中国教会走向这一发展之途。

赵紫宸作为对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化”思考的第一人,有较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树。上述研究将之概括为“道德的神学”,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伦理色彩。当然,这一表述仅是对其思想体系的速描、剪影,其博大精深和洞见睿智仍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深刻体认。吴雷川的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其独特的解读。学者们在研究中用“折中的神学”来描述吴雷川“合儒”、“补儒”之探,旨在体悟其会通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上所达到的“殊途同归”,也揭示出中国教会人士尝试构建一种“中庸神学”的心境。谢扶雅重思辨、爱哲学,其神学故也被诠释为一种“辩证的神学”,但其“辩证”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辩证神学”相距甚远、语境全异。谢扶雅主要是在中国传统的哲思、智慧中找寻其辩证理念,展示中国神学的脉络神髓。吴耀宗是中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及其主要领袖,他早年因受“五四”运动“科学理性”的影响而试图对基督教加以“科学”的解释,故而形成其“科学的神学”;而其晚年的“三自”运动实践,则更加凸显了其推进中国教会“实践的神学”之意蕴。这一“实践”奠定了今日中国教会的基础,并使之继续在摸索与探讨中前进。丁光训继承了吴耀宗的“实践”使命,继续使当代中国神学作为“行动的神学”来发展。不过,其行动仍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指导思想,即以“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带来普世之爱来使当代中国教会“行动的神学”成为“爱的神学”。汪维藩的神学也是在中国教会“本土化”的方向上探索、行进。他以《周易》中的“生生”理念来为其神学构建注入灵魂,由此形成其别具特色的“生生神学”。不过,这种与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的结合并没有超脱基督教信仰,而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因此,汪维藩的神学构建亦被视为“协和的神学”。陈泽民是当代中国教会“本色化”、“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形成了其“本色的神学”之特色,其神学思考旨在解决中国教会的现实问题,因此,其特点乃是“实际先于理论,见证重于玄想”,在“求索”中做“见证”,主张探求新的教会生活应“先于神学问题的解决”。这些教会领袖的思考和侧重,使今天中国神学的构建主要为一种“实践神学”的发展。

实现“中国的”基督教,任重道远

“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这一研究体现出教会人士对当代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探究的系统性、深入性,给人带来诸多思索、感慨和兴奋。上述神学家对我而言或是在书籍中神交已久,或是在现实中有直接交往,或是通过其家人而增添了种种温情和贴近。他们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思路有一个共同点和连线,这就是努力实践,实现从“异化”的基督教“在中国”转向“同化的”“中国的”基督教,从而真正使基督教不再是让中国人陌生、却步的“洋教”,让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督教给中国人带来“本土”性的亲切感和亲近感。当然,这一努力尚未彻底成功,我们仍然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究竟是“基督教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基督教”?这是在如何表述中国基督教上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虽然基督教在华有过4次传入,但因这一难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而成为仍“未结束的相遇”。

对此,中国教会的有识之士努力探寻着一条可行之路,并且在当代中国教会的实践中逐渐达成了共识。此即“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这一最新研究所要揭示的。赵士林、段琦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一书已于6月1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来,若从抽象意义上看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及其诉求,似乎不存在任何“本土化”、“处境化”的问题。一些教会人士甚至认为“本色化”就是指基督教原有的“本质”和“颜色”,并不是其传播所至之地的地方色彩。然而,现实中存在的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原来的”、“原本的”、“原有的”特质和颜色。源自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其历史发展演变中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颜色”,形成新的特性。因此,存在于历史中的基督教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其“本土化”、“处境化”的问题。所谓“本色”就是指基督教在相关地域文化中应该反映和体现的“地方化”的性质或“颜色”。从历史传播意义上讲,基督教是“具体的”、充满“文化色彩”的,并无“抽象”、“超脱”之文化本质。

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来看待、分析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历史发展。应该说,经过4次传入而最终得以在华立足的基督教,乃是具有“西方”色彩的宗教,有着非常具体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价值和信仰蕴涵。它是以这些内容、这种色彩而来到中国,并致力于将其传给中国人,此即“洋教”之说的根源。为了摆脱“洋教”的名号,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做了不懈努力,除了政治、经济、教务、文化上的“三自”运动之外,更是在思想精神上寻求使基督教适应、融入中国文化之途。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或处境化,就是要求其“中国化”,使之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宗教。

教会人士对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思考与推动

显然,这是一条艰辛之道,也是极为漫长之道。对此,上述研究选择了当代中国教会7位神学家来描述这一艰难历程的最新进展、最近成果。不言而喻,赵紫宸、吴雷川、谢扶雅、吴耀宗、丁光训、汪维藩和陈泽民7位代表人物都侧重于神学研究,因而,其所思、所虑、所探、所求都可谓是非常典型的当代中国神学建设。这些教会人士关于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思考,指明了中国教会的希望所在,并全力推动中国教会走向这一发展之途。

赵紫宸作为对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化”思考的第一人,有较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树。上述研究将之概括为“道德的神学”,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伦理色彩。当然,这一表述仅是对其思想体系的速描、剪影,其博大精深和洞见睿智仍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深刻体认。吴雷川的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其独特的解读。学者们在研究中用“折中的神学”来描述吴雷川“合儒”、“补儒”之探,旨在体悟其会通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上所达到的“殊途同归”,也揭示出中国教会人士尝试构建一种“中庸神学”的心境。谢扶雅重思辨、爱哲学,其神学故也被诠释为一种“辩证的神学”,但其“辩证”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辩证神学”相距甚远、语境全异。谢扶雅主要是在中国传统的哲思、智慧中找寻其辩证理念,展示中国神学的脉络神髓。吴耀宗是中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及其主要领袖,他早年因受“五四”运动“科学理性”的影响而试图对基督教加以“科学”的解释,故而形成其“科学的神学”;而其晚年的“三自”运动实践,则更加凸显了其推进中国教会“实践的神学”之意蕴。这一“实践”奠定了今日中国教会的基础,并使之继续在摸索与探讨中前进。丁光训继承了吴耀宗的“实践”使命,继续使当代中国神学作为“行动的神学”来发展。不过,其行动仍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指导思想,即以“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带来普世之爱来使当代中国教会“行动的神学”成为“爱的神学”。汪维藩的神学也是在中国教会“本土化”的方向上探索、行进。他以《周易》中的“生生”理念来为其神学构建注入灵魂,由此形成其别具特色的“生生神学”。不过,这种与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的结合并没有超脱基督教信仰,而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因此,汪维藩的神学构建亦被视为“协和的神学”。陈泽民是当代中国教会“本色化”、“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形成了其“本色的神学”之特色,其神学思考旨在解决中国教会的现实问题,因此,其特点乃是“实际先于理论,见证重于玄想”,在“求索”中做“见证”,主张探求新的教会生活应“先于神学问题的解决”。这些教会领袖的思考和侧重,使今天中国神学的构建主要为一种“实践神学”的发展。

实现“中国的”基督教,任重道远

“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这一研究体现出教会人士对当代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探究的系统性、深入性,给人带来诸多思索、感慨和兴奋。上述神学家对我而言或是在书籍中神交已久,或是在现实中有直接交往,或是通过其家人而增添了种种温情和贴近。他们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思路有一个共同点和连线,这就是努力实践,实现从“异化”的基督教“在中国”转向“同化的”“中国的”基督教,从而真正使基督教不再是让中国人陌生、却步的“洋教”,让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督教给中国人带来“本土”性的亲切感和亲近感。当然,这一努力尚未彻底成功,我们仍然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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