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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道人:我对做中国神学研究的负担

引言:笔者是一名普通的传道人,经过几年的服侍后,心中开始有了一个要做中国神学研究的想法。笔者自知资历尚浅,但千里之行,岂不也始于足下?如果连涉足这片领域的勇气都没有,又如何奢望中国教会能酝酿出带有中国文化气质的神学思想的那一天。只要有开始,我们就有梦想;只要有人能在这片思想的领地殷勤耕耘,即便不能结出累累硕果,也肯定不会徒劳而归。更何况我们并不是第一批的开荒者,在我们以前,上帝已经在中国教会中兴起了一大批的基督教思想家。虽然他们还无法与西方的神学巨匠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成就是任何一个想要继续从事这份美业的创作者不该忽视与无法绕开的重要考量。在倾向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阵营中有吴雷川、王治心、谢扶雅、吴耀宗及赵紫宸等人,在持保守主义立场的阵营中有王明道、倪柝声、陈崇桂、贾玉铭等人。他们的立场虽有不同,而无法提供一种统一的神学视野以促进教会的合一,但正因如此,从某个角度来说,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思想火花。比如当基要派想要驳斥自由派神学的时候,就不能只是骂对方几句。你说人家不对,就要找出人家不对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过程正好是人们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观点”之绝佳时期。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乃是想公开自己的想法,并希望因此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上帝国的事工一起努力。鉴于篇幅,笔者想简单陈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笔者想谈一谈自己对中国神学的理解。第二,笔者想谈一谈为什么会有这个负担。第三,笔者想谈一谈如何操作的问题。

一、我对“中国神学”的理解

当我提到“中国神学”这四个字的时候,有些人或许会十分反感,因为他们立刻会想到基督教中国化,如何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耳熟能详的标语。其实,基督教中国化是一种学术立场,而笔者所说的更像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有关如何在中国处境中思考基督教信仰的“教会神学”。笔者所说的中国神学是一种宣教学意义上的中国神学,就是思考如何在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之复杂的处境中践行基督教信仰,宣扬基督的福音以及谋求中国教会的出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我们不能只用一个“信”字就囊括一切。“信靠上帝”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持守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基本的原则,然而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处境中去传福音则是我们要去思考与落实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我们必须要将看不见的信仰以看得见的教义或伦理践行出来的部分。

笔者不排斥中国文化,也不高举中国文化。笔者反对以中国文化来取代基督教信仰,与此同时,笔者也反对因漠视中国文化的存在而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神学。文化是什么?并不是神学家们有意制造出来卖弄自己学问的东西,而是人们赖以存活的基本媒介。就像阳光空气雨露这些基本环境对于人的身体来说是必须的那样,文化对于人的灵魂来说也是一样必需品。“文化”这个东西,当你想要去解释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十分困难,但当你想要离开它的时候,就马上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了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人便成了抽象的存在,既无法被人理解,也无法自我理解。比如,语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说,我只要信仰,不要文化,那么请问,你该如何来表达刚才想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呢?你是用中文,英文,还是其他什么语言来表达这个观点呢?事实上,不管你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上述观点,你在表达那个观点的时候便已经在不自觉地运用某个特定的文化资源了。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所信的乃是圣经所启示的三一上帝,但绝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直接从希伯来文,亚兰文以及希腊文中去领受这一启示,而是透过汉语来领受的。离开了汉语,我们实在很难去捕捉圣经所要传递的真理。(这对一个即便精通原文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人都是透过母语来理解外语的。)“文化”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只能重视它的存在,而不该忽略,更不可能绕过它。于是,对于笔者来说,中国文化也像西方文化一样,是承载上帝启示的工具。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不可能绕过中国文化去谈基督教,故此我们应当正视中国文化的存在,正视它对我们的深刻影响,并尝试去分辨哪些观念,哪些词汇更能准确地表述圣经所呈现的真理。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不同的有关宇宙终极实在的称谓,有的称为“天”,有的称为“上帝”,有的称为“昊天”,有的称为“皇天上帝”,有的称为“玉帝”,有的称为“佛”,有的称为“道”,有的称为“神仙”,那么我们究竟该用哪一个称谓才能比较准确地陈述圣经中的那位自我启示的主宰呢?

上述所提到的那些称谓虽然都能代表最高的终极实在,但并不是随便哪一个都适合用来陈述圣经所显明的主宰。在景教的时候,景教徒将基督教佛道化,用大量佛道的术语来表述基督教信仰,结果基督教信仰被扭曲了,她竟然被视为佛教的一个支派,而在武宗灭佛事件中同受牵连。故此,在这个问题上基督徒应当慎之又慎。目前,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所用的称谓主要有“上帝”、“神”以及“道”。这些称谓其实也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的,然而为什么基督徒感觉不出来呢?事实上,这要得益于儒家在近世的衰弱以及它的非宗教或弱宗教化色彩。另外,我们还知道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上层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则是佛教与民间宗教的影响更为普遍。在佛教中,人们普遍用“佛主”、“菩萨”来称呼他们的偶像,至于民间宗教,用的比较多的则是“神仙”、“玉皇大帝”等称谓。也就是说,这些称谓已经深深刻上了佛教及民间宗教的烙印,且已经深入华人的骨髓,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绝对不可以再用这些来指称圣经中的上帝,否则必定会给中国的信徒带来极大的困扰。

 二、我为什么要做中国神学研究?

我本人九七年底信主,两千年就读于浙江神学院,在那段时间除了正常学习圣经课程之外,谈论的最多的就是丁主教的神学及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因为丁主教提出了淡化因信称义,而这个提法也引起了基层教会,甚至是浙江神学院学生的强烈反响。那时候的我懵懵懂懂,因为我信主时间不长,在信仰上的根基也不如温州的同学来得扎实,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不过,这种氛围给了我某种思想上的冲击。于是,我开始喜欢上了基督教神学。神学毕业后,我也看了一些介绍西方基督教神学思想方面的书籍,对基督教神学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来在马浸进修道学硕士课程,在论文阶段,我本来想研究丁主教的神学,但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主意转而研究赵紫宸的神学。我阅读了赵紫宸的大部分著述以及当时有关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的主要专著,掌握了赵氏思想的梗概,也初步整理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道硕毕业后,又继续在建道修读普通话神学硕士课程,并以倪柝声的神学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都知道赵紫宸和倪柝声的神学立场是存在着较大差距的,不过,这并不会使笔者觉得为难,因为笔者乃是以比较中立的立场来研究他们,笔者这样做只是代表自己的观点,并不涉及任何的利益团体。

笔者研究他们的思想并不代表笔者完全认同或否定他们的思想。比如笔者对赵紫宸的神学立场并不是完全认同,但笔者却欣赏赵氏在中国处境中的神学思考。笔者盼望透过对赵紫宸的研究能够去体会他在当时处境中的想法。他认为基督教应当如何调整自己,才能在那样的环境中找到出路。赵氏晚期的思想为何跟早期的思想有极大的出入?这种的变化是毫无征兆的突变亦或存在着前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变化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发?笔者研究倪柝声的神学也不是为了挺他或打压他,而是为了理解他。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的研究者对倪柝声的神学都是持批判立场的,他们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倪氏的三元人性论为主轴而展开。不过,笔者却认为三元人性论未必就是唯一的主轴,笔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圣灵基督论来作为解开其思想的线索。

神硕毕业后,笔者回到教会继续牧会,同时也去培训中心或个别的圣经培训班去上上课,此外笔者也多次参加由宁波市基督教两会及浙江省基督教两会所举办的神学思想研讨会,并发表相关论文。笔者在此期间也接触到了社科院及个别大学的宗教学研究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与了解,笔者开始思考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是否应当从教内与教外两种进路同时展开。

笔者罗列上述经历只是为了交代自己的背景,以及为何会关注中国神学的由来。但是真正让笔者继续研究下去的动力既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学位,也不是仅仅出于某种兴趣爱好,而是出于心中的负担。笔者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研究,因为首先,笔者意识到这项研究乃源于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始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教会领袖,只是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运动等中断了这项研究,才使得人们觉得十分陌生,而今我们应当将前人留下的接力棒重新拾起,继往开来。其次,笔者认为今日教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比如,政教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张力。如何看待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从异端邪说的冲击下整理出一套正统、且实用的基督教基本要义?如何回应极端灵恩对传统教会的冲击等?上述问题,加上教会在实际的治理、牧养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无论是有关教义的争执、教会纪律的制定与实施亦或其他混乱的现象等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思考,并从圣经的教导、教会传统去寻找答案的。如果我们一遇见问题就搁在那里,大家都做老好人,那么,请问这些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吗?还是说,人是解决不了的,让上帝来解决吧!我想这样的心态不是“太属灵”,就是“太消极”了吧。

三、作中国神学研究的可能进路

笔者在第一段回答了中国神学是什么,第二段解答了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现在来到第三段则是尝试回答,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做中国神学的研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问另一个问题,西方人是如何将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变为西方基督教的?凡是学过西方基督教历史及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在西方的处境脉络中形成的。比如,西方基督教神学一般来说都比较注重宏大的体系,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系统神学。为什么能够演成宏大的体系呢?因为西方人喜欢将基督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比如将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就发展出了伟大的奥古斯丁神学,将基督教与亚里斯多德主义结合在一起,就发展出了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及经院神学。于是,我们问,既然西方人可以将基督教与他们的哲学相结合,那么中国人可不可以将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呢?比如将基督教与儒学相结合,以儒释耶。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发现并不是很理想,因为这样的融通使得耶稣往往成了孔子的俘虏。这就不禁让我们问自己,西方人能用他们的哲学演成伟大的西方基督教,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用中国人的哲学造成伟大的中国基督教呢?我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中国人的哲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瑕疵,以致无法与基督教进行会通,也不可能造成伟大的中国基督教。第二种是中国人的哲学本身没有太大问题,问题乃在会通的方法不对头。笔者情愿相信第二种可能,故此也愿尽力去尝试。

另外,笔者虽然愿意尝试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会通,但这并不代表笔者会将基督教作“非西方化”的处理。怎么说呢?其实,笔者更愿意让基督教同时结合中西文化,以全球化的视野,普世主义的胸怀来诠释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将基督教禁锢在民族主义的狭小圈子里。笔者的意思是当我们思考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进行会通的时候,乃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思考,而不是抽象地思考。我们不该先入为主地以为可以将西方基督教剥离成原始基督教,再将自己关起来做文章,这不就成了“闭门造车”了吗?作中国神学以前,为什么非得排斥西方神学呢?如果中国基督教源自西方基督教,而西方基督教中又有着明显的普世主义,那么我们应当将西方基督教中的精华及普世主义继承过来,而不是先全盘否定,再去闭门造车。

长话短说,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神学仍当着重发展教义神学。原因有二,第一,是源于异端邪教的冲击。异端邪教带给传统教会最大的冲击还不是拉人,而是混乱主的真道。故此,我们单单叫信徒不要去那些邪教的地方是不够的,直到“我们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指出,那些异端邪教错在哪里,什么地方不合圣经的真理,而圣经的真理又是什么”为止。古公教会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岂不是在异端的冲击底下形成的吗?那么今日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为什么就不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形成呢?第二,是源于中国上层社会的需求。要知道中国内地的教会仍是以劳苦大众为主,教会中的“白骨精”人士算是极少数群体。事实上,除了三自体系的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外,在中国社会还游离着一帮所谓的文化基督徒。这些文化基督徒并不只是基督教研究者,只不过他们仅仅认信基督,却不愿意进入到传统的教会。因为他们不喜欢传统教会的“唯信主义”氛围。故此,中国教会如果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教义神学,就至少能在理性上扫除这些文化基督徒们的某些困惑,使他们不再游离于教会之外。

西方基督教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的确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两位哲人分不开。前者注重形而上学,使基督教能突显上帝的超越性;后者注重人的理性与经验,使基督教神学带着经院哲学的印记进入大学及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可以说乃将超越性与内在性融为一体。虽然有人说这样的融合破坏了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张力,不过我们可以透过三一论及圣灵论来纠正并提升这种观点。因为圣灵的工作能帮助人们,使他们可以与超越的上帝真正相遇,而不至于落在儒家及中国文化的那种所谓自我超越的陷阱之中。同时,我们可以上帝论与基督论来纠正并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对“天道”的理解。为何中国人的“天道”从人格神变成了不具人格的“义理之天”。如果“天”只是“义理之天”又如何能具有实存的超越性?这个难题,如果用上帝论、基督论及圣灵论来诠释便能迎刃而解了。因为上帝论注重上帝的奥妙性与不可知性,是超越的真正所在,基督论则注重基督的位格性,不过基督的位格并非只体现在他卓越的德性,更体现在他深密的、无人可及的上帝意识以及他的先存性,而这样的独特性并非人人都有,人们之所以能经验上帝,并借着这样的经验获得生命的提升,道德的增长并不仅仅是由于人们自发性的努力行善,效法基督,更是由于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并其奥妙的工作将人与基督以及上帝联结在一起,从而成就真正的天人合一。

除了教义神学,笔者认为宗教社会学的进路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因为宗教社会学能帮助我们,使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会在中国处境中的发展存在着什么样的危机与转机。比如基督徒除了受到圣经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什么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以致落在世俗化的陷阱中?又比如,基督徒看问题总是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但若站在非基督徒的角度看问题又会如何呢?他们对基督徒的反应,难道真的可以被我们忽略不计吗?总之,这门学科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不至于盲目自大,从而误判了形势以及错过了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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