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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伦理学与丁光训主教的著作

        信仰与社会接触产生了基督教社会伦理学。尽管丁光训主教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伦理学专家,不过他的神学思想对该领域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在生活中,就是他融入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展、形成自己的神学思想。他没有闲暇紧闭在大学图书馆中思考生活而成为一名书斋式的思想家。他常常面对各种困难的伦理问题,以“行动主义神学家”来形容他也许是最好的。

 

         按照20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冉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基督徒分为两类:一种是寻求“纯洁”,另一种寻求“负责任”。尼布尔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要融入现实生活中,在教会和社会中担负相应的责任,我们就不得不做出决定与行动,这并不简单和纯洁。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工作,我们将会“使我们的手弄脏”。

 

  在我们已经堕落的世界中企图保持纯洁是不现实的,不过有些基督徒误解了这一点。他们以为有可能避开这个世界,在封闭的团契中保持正义与纯洁。有的人认为教会的任务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人脱离黑暗和有罪的世界,带领他们进入纯洁与光明的团契中。这些做法是徒劳无益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耶稣受到来自那些企图寻求礼仪上圣洁之人的非难。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允许门徒们在安息日采集食物,这违背了宗教纯洁的律法。但是,耶稣在此为我们树立了负责任的榜样——为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负责任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

 

  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是信仰与生活中在伦理上负责任的反思。伦理学和神学伦理学中一些重要的主题不得不涉及正义、教会与国家、和平以及创造性的发展人性。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便关注这些问题。他不能绕开也不会避开他周围重要的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是他受教育时期,那时候是战争时期,也是日本侵略他家乡的时期。冷战开始后,中国国内战争和世界各地革命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开始从事国际性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在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工作,他曾经到过拉丁美洲和东欧。从50年代开始,他担任中国教会领导人,带领基督徒在全新的环境中努力理解他们的信仰。他长期融入现实的世界中。他一直关注正义与和平、医治与成全的主题。

 

  1961年,丁光训主教在布拉格谈到教会在世界寻求和平的工作。他认识到教会需要寻求圣洁、远离世界的罪恶。然而,他清楚地提醒人们:寻求和平不能忽略公义。“当狼攻击羊群时”,我们有“责任保护”羊群。没有消除压迫,而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呼求和平是错误的神学。基督徒蒙召是要站在受害者一边。“基督真正的爱要求我们做出抉择”(NLS, p106-107)。

 

  二十几年之后(1982年)丁主教再次讲到需要有明确的立场以及在上帝的权能中支持受害者。“历史所告诉我们不管合乎理性的、真理的或者是正义的声音有多小,它从来就未曾是真正微弱的。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支持这种声音,它大有能力,使人们能分别是非”(NLS, p30)。

 

  丁主教如此主张正义,也许有人以为他在基督教伦理学上能够采纳“解放神学”的进路。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对解放神学和解放神学的伦理持开放和同情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认为这种方法对中国教会有所帮助。为什么没有帮助呢?我们需要从整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来理解现在的处境。教会在中国的这段历史主要的特征是为获得自我、赢得中国身份。过去半个世纪里,教会在中国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了发展出在体制和文化上既忠于基督福音又是真正属于中国的教会与神学。人数比例上教会仍然占全国人口很小的百分比。对于未来而言,教会的合一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解放神学从文化上来说目前是不合宜的,因为它对于中国处境而言是泊来品。不幸的是有些外国基督徒——解放主义者或者是基要主义者仍然觉得需要把某种外来的神学强加给中国教会。1985年丁主教写到:

 

  “如果一个‘处境化’的神学只能被远处的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欣赏,而自己的教会本身的信徒却认之为陌生的异物,那总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在精神、物质上都受我们自己的祖国和祖国基督徒的喂养,我们依附他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的神学家应该能真正成为中国教会身边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的写作首先是为了供应国内的信徒,那就是,为了中国基督徒的营养和教育。我们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通过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同他们相会,而不把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他们”(NLS, p182-183)。

 

  即便基督教在中国居于“少数”,但是它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79年丁主教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社会在民主与官僚主义之间奋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的政策成为维系人们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的纽带之一。“统一战线”大大鼓舞所有的人,不管实在宗教信仰还是其它方面上有差别的人,都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基督徒也积极参与这一统一战线中。丁主教在演讲中说:

 

  “统一战线重要的机构就是全国、各省以及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它由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工人、农民、士兵、年轻人、妇女、民主政党、少数民族、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作家和宗教领袖。在会上,所有重大的政策和任命,国内和国外事务都会进行讨论、研究和协商”(NLS, p166)。

 

  这样的处境为教会提供了主要三个方面的发展空间:第一,教会获得自我,不再依附某些差会作为自己的“母会”。第二,教会能够摆脱机构化,使教会脱离原本属于差会的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缠绕。这使教会可以自由地投入属灵发展的事工中。“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机构化的基督教把宗教事业取代了上帝,而在脱离机构化之后,我们把上帝作为我们的宗教”(NLS, p167)。

 

  第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正在在进行的。丁主教在1979年同一演讲中,他讲到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在将近二十年之后,这才在教会中形成运动。他评价那时遗留下来的神学是使人疏远的,排他主义的信仰。“经过三十年,在历史改变下,我们的神学已经转换为实践的多元化语言”(NLS, p168)。他继续讲到:

 

  “基督徒在历史中——在自然和人民的运动与团结中发现超越的上帝的内在。上帝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他并非那么渺小,只是、或者主要、或者首先关怀一小部分声称有信仰的中国人而已。上帝的关怀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样的”(NLS, p168)。

 

  我们能够看到这表现出来的神学中负责任的伦理——关怀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寻求完满的生命。

 

  在条件改变的时候负责任的伦理也触及新的领域。丁主教的思想常常走在时代前面,他的观点往往在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之后才在教会中被接受。统一战线所提供的空间和中国教会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基督徒必须继续反思,改正错误。教会的自我是重要,但是治好、传好和养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教会在这些方面未能处理得好,实现自我也就没有作用。

 

  1988年丁主教意识到三自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一些地方的教会三自机构上。造成教会性质的混淆。从一方面来说中国基督教要真正自养、自传和自治,它必须使三自运动在教会生活中整合成一个教会,教会应该就是教会。

 

  同样,统一战线和它的宗教事务部门为教会发展成为既属于中国的,同时又是持守基督福音的忠诚的教会。但是教会要真正自治就必须超越这些结构。正如《不再是外人》(No Longer Stranger)中所总结的:

 

  “一些人不能理解教会在基督徒的眼中教会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已,它有它的神圣性,是信徒属灵的团契,那是基督所爱的,基督为它舍命,藉着道和水来洗净它(弗5章)。中国教会的洁净是必要的,不过要洗净的是教会,不是为洗净教会而服务的水……教会和政府分离的原则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已经到来。按照丁主教的说法,政府与教会应该在相互监督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关系模式……教会的经济、人事、财产和组织上的自主(NLS, pp21-22)。

 

  这样一些关于教政关系伦理的反思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几年,有的仍然还是没有完成的议程中的主题。它们并非对抗性的话题,但反映出民主与官僚主义之间继续存在着矛盾。

 

  我们回顾丁主教过去生活的九十年,生活、社会和中国教会的变化都是巨大的。中国基督教已经出现。如果前瞻前面九十或者一百年,我们可能不知道21世纪将会带给我们什么。中国教会已经有了对中国社会、中国教会生活、甚至世界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基础和远景。许多的挑战和障碍仍然存在,但是还是有希望的。丁主教1989年的一篇演讲对这希望与期待是最好的表达:

 

  “人们的成长中,我们基督徒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超越的追求,就是超过每天在报纸上所读到的可见、可闻、可尝的一切。全世界全人类都不满足于停留在现状上,都渴望超越那有限的,达到那更高、更深的、无限的境界……人们不会满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有一个无法压制的超越的要求,要突破限制和障碍,把生活从单一维度的生活变成多维度的生活。‘主……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这不只是圣奥古斯丁的祷告,这也是历代生活在一切社会制度里的人们的呼求。正是这一事实,使基督徒团契能把人们带到超越之上帝的面前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NLS, p22)。

安静侠 译
陈泽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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