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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 也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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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笔者认为有3个问题可以讨论。

首先,如何才算实现真正的中国化。以佛教为例,如果去问国人,他们估计已经不把佛教与印度首先联系起来了,或者即使他们知道佛教来自印度,但对他们来说也已不重要。就佛教而言,现在有许多外国人士都到中国来取经、来学佛法,甚至印度人也跑到中国学佛,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把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即在佛教的义理不变、精神取向不变、基本价值观念不变的情况下,加以发扬光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一说到佛教,今天的西方人很可能不会首先想到印度或日本,而是想到中国。这是因为,当一种思想或宗教被接受和继承下来后,尽管从源头上说它不属于你,但当这种现实在本质和精神上获得和实现了真正的发展,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人们就会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佛教是中国的,是属于中国人的宗教。

再比如儒家。我们现在都把儒家首先与孔子联系起来,但孔子本人说过,他“述而不作”:他并不创始,只是转述过往的东西,即周朝及以前的礼法。但古代的这些东西被他发扬光大了,升华了,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把儒家的思想与孔子首先联系起来,把他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基督宗教现在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西方的,但它的源头却是东方的。这不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是因为就像佛教到了华土一样,基督宗教在西方获得了一种更加成熟的形式,到达了一种新的形式高度,所以我们认为基督宗教是西方的。

让从源头上是外来的事物获得真实的发展,让它真实地滋养本地人,让它在传入地发扬光大,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种当地的东西,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再把它看成是外来的了。当基督宗教达到这种状态时,就可以算做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

其次,基督宗教中国化归根到底是基督徒的中国化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当一个中国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哪些方面转向了基督宗教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他虽然领了洗、入了教,但他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水准上可能与他在成为基督徒前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不大。在这种意义上,他基本或大部分仍是一个从前的人。如果是这样,让这样的基督徒中国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很明显,基督徒中国化的一个前提是,信教者必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同时,当一个基督徒从他的信仰深度领会到其做一个中国人的真正意义,认同中国人的种种境遇和历史时,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

第三,当我们谈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时候,教会会不会抵触、反对或根本不接受呢?笔者认为天主教不会。因为天主教很早以前就有“本地化”的实践,提出了“本地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从神学层面提出来的,不是任何政权给予它的,不是某个外在的文化势力给予它的,这是一个从福传历史里产生出来的概念。

“本地化”本是天主教的一个传教学词语,指在某种特定文化中运用适宜的宣传天主教的方式。另一个社会学上的词语“适应”,涉及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与关系,指的是基督宗教与不同文化间的相遇问题。“适应”更多的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而源自18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礼仪之争”所暗含的“本地化”概念,则是一个地道的神学名词。在那场持续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中,在华耶稣会士们尝试推行一种具有中国本地特征的天主教礼仪和名称。

“本地化”一词在天主教官方文件中的出现,最早见于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79年10月16日发布的宗座劝谕《教理传授》,该劝谕要人们按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将福音喜讯根植于各种文化内。在上世纪70年代的亚洲主教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地方教会应降生在人民中间,成为一个本地化的教会,与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宗教进行谦虚的对话。真正使“本地化”这个词语流行的,则是发于1990年的《救主使命》通谕。该通谕的第52条详细地谈及“本地化”的问题,在开头即指出:“当教会在万国中执行传教活动,教会面对不同的文化,而置身于本土化的进程。这种投入参予的必要,刻划出教会在历史中的旅程,然而今日此事尤其迫切。教会融入民族文化的进程是漫长的。它不是纯粹外在适应的问题,因为本土化‘是谓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整合到基督教义内,及基督教义渗入各种人类文化中,而有深切的改变’”。

当然,“本地化”一词尽管出现得很晚,但本地化的精神早已有之。最明显的例子当是耶稣门徒保禄。他在雅典广场面对希腊的哲人与爱好哲学的人的演讲,可视为基督福音 “本地化”的最初努力。在他的书信中,他亦明确地表明:“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

翻开天主教的传教史,将天主教义的宣讲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绵延不绝。在爱尔兰,有帕特里克;在斯拉夫人民当中,有基里尔和麦道德;在巴西的土著人中,有若瑟;在印度的南部,有罗伯尔多;在中国,有利玛窦等;在越南,有亚历山大等等。

上世纪60年代召开的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本地化”一词,但它开启的向世界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开放的心态,无疑为天主教会“本地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和思想基础。“梵二”会议本地化最丰硕的成果,无疑是教会礼仪本地化的决定,它首次使保持了数百年的罗马弥撒可以用地方性语言举行,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重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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